艾森豪威尔(28)

二八

　　艾森豪威尔说，克拉克将军在同法国官兵打交道时，很快就发现法国人有一个传统，即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在法军中视若神圣。他们断言，他们在1940年的投降仅仅是忠诚的军人服从上级的合法命令的行为。曾与克拉克将军再三会谈的每一位法国司令官，都毫无例外地拒绝采取任何行动使他们的部队投向盟军，除非他们能接到叫他这样做的合法命令。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曾作过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宣誓；当时贝当元帅的名字，对北非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深。这些司令官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不受自己的宣誓的约束或者可以发布任何停火命令，除非他们的合法总司令，那位被他们视作贝当元帅的直接代表和私人代表的达尔朗给他们以必要的指示。

　　克拉克将军向盟军司令部发回的电报说，如果没有达尔朗参加，就不可能达成和解，而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吉罗将军的支持。11月9日那天，克拉克将军奉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之命，在阿尔及尔圣乔治大饭店会见达尔朗，要求他发布停火令。克拉克身材高大，他俯视着瘦小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克拉克生气地说，他要强迫达尔朗合作，高声喊叫说，海军上将要不合作，就坐牢。达尔朗坚持要等候贝当的命令。克拉克又发起火来。朱安把达尔朗拉到一边，对他说，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达尔朗被迫同意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命令停火，但是，他仍然拒绝指示突尼斯的维希法国部队抗击德国人。

　　11月11日，希待勒也开始调动部队进入以前没有被占领的法国南部。

　　于是，达尔朗宣布，这意味着贝当是“一名俘虏，失去了行动自由”。接着他说：“我得到贝当的秘密命令，授权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达尔朗的声明对许多维希法国军官来说，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这一声明使他们可以执行他的指示与盟军合作，而同时保持他们是在服从正式命令的假象。达尔朗的权力就在这里，并且成为艾森豪威尔急于与他达成交易的主要原因。

　　艾森豪威尔相信，达尔朗能够说服突尼斯的法军抵抗德国人，能将法国舰队交给盟军。时间就是生命，因为德国人正在以惊人的效率作出反应。希特勒很快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正在空运精锐部队和运送坦克去突尼斯。

　　到了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沮丧地认为“火炬”获得战略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一切都决定于在突尼斯的法国人。艾森豪威尔说，只要他们“此刻头脑清醒过来，我们可以避免以后好几个星期的作战，并且在付出许多生命和物资后，我们将得到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为此，艾森豪威尔命令克拉克急于和达尔朗达成协议。克拉克应当使达尔朗担任北非高级专员，并坚持要吉罗当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朱安当副总司令，负责指挥地面部队。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向突尼斯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作战。为此，他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为了得到这样的后方，他准备与维希法国当局合作，不管它的法西斯名声多么狼藉。他警告克拉克，不允许在阿拉伯部落中引起纠纷，“或者鼓励他们与现行的统治方法决裂”，因为艾森豪威尔不希望发生“任何内部的骚动和麻烦”。在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从直布罗陀飞到阿尔及尔，会见了达尔朗，完成了这笔交易。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之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在自由法国内部，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与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在北非登陆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这一强烈反应使艾森豪威尔吃惊，他已经失去了通常良好的公共关系意识。他感到难过，倒不完全是由于协议被抨击，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预见到，而是由于抨击的猛烈程度。更令他难受的是，人们攻击他是一位头脑简单的将军，在政治的汪洋大海中没了顶。

　　他转而为达尔朗协议辩解，他写信给他的兄弟埃德加说：“唯一使我对此事有点气恼的是，竟有人认为我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愚蠢，竟没有意识到我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他给他的儿子写信说：“我被称为法西斯分子，甚至几乎是希特勒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专制压迫和独裁统治的势力如此明确地与维护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势力相对垒。我是坚决站在反法西斯这一边的，作为一个战士，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尽职粉碎希特勒匪帮。”

　　他写信给他的妻子玛咪说：“阿拉伯人是十分难以捉摸的，他们具有爆炸性，充满偏见。这里所做的许多看起来是古怪的事情，正是为了不使阿拉伯人激怒起来暴动。我们是坐在火山上！”为了稳定后方，艾森豪威尔非常害怕发生暴动，他一直只限于婉转地督促达尔朗对反犹太法作些微小的修改。达尔朗要求时间，他辩解说：“如果采取急剧步骤，来改进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出现法国不能控制的穆斯林的猛烈反应。”艾森豪威尔同样认为治理部落是棘手的事情，最好由法国去处理。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仍在伦敦，是他首先把英国强烈的敌对反应告诉艾森豪威尔的。丘吉尔称这一协议简直是“晴天霹雳”，而英国外交部说达尔朗的历史这样丑恶，不能考虑让他当北非的常任首脑。英国人说：“首先我们有自己的道义上的立场。我们正在为国际的体面而战斗，而达尔朗却是它的反面。”人们对艾森豪威尔的军事行动也进行种种批评，说“迄今为止，由于犹豫不决而丧失良机。‘火炬’在战略上已经失败”。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来自英国官方的责难十分不满，他迅速地作出反应。

　　11月14日早晨，他给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为他的行动辩护。电报说：“可以理解伦敦及华盛顿由于与北非法国当局谈判而引起某些混乱。要知道北非生活的第一个现实是，贝当元帅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全体法国军官都试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是在贝当元帅这位人物的保护下生活和行动的。法国人同意只有一个人有权继承贝当元帅，而这个人就是达尔朗。如果不同达尔朗合作，我们将不得不对北非全部进行军事占领。这在时间和人力、物力方面的耗费将是巨大的。”他在另一份电报中，告诉丘吉尔：“请放心，我经常地听从你的明智忠告，我没有完全被这里如此之多的骗子们捆住手脚，蒙住眼睛。”

　　丘吉尔看了艾森豪威尔的申辩电报，11月17日致电罗斯福说：“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急迫而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①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决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到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这些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将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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