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19)

一一九

　　§特勒

　　在胡佛眼里，鲍林一贯带头闹事，利用放射性尘埃问题“制造恐慌，惹是生非，蛊惑人心”。争论继续进行，胡佛已能断定，保守派专栏作家已经掌握了鲍林与共产党阵线的联系，他们在文章中开始质问，鲍林到底是怎样筹集到那么多的资金到处征集签名的。一家报社的编辑写道：“有人曾为本地的一所学校董事会的请愿书征集过一二十个人的签名，他们一定清楚，像鲍林这样大张旗鼓地征集签名，不花上成千上万个工时，没有几十万美金，是根本办不到的。”鲍林在回应这第一轮攻击时说，他组织这次请愿活动，全是在他家厨房餐桌上进行的，总的开销大约是250美元，主要是买邮票用去的。“当人们理解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急于想为它做一点事情时，就像全世界科学家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所做的那样，要得到成千上万个签名就比较容易了，”他说道。

　　然而，最厉害的攻击却来自特勒。作为对鲍林的请愿活动的回答，他写了一篇题为“核试验刻不容缓”的文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家杂志的编辑在2月号的封面上加上了这样的标题：“特勒博士批驳9000名科学家。”鲍林读了这篇文章后，怒不可遏。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说明请愿书中那一句话说错了；只是装腔作势地重弹了原子能委员会的陈词滥调，要大家别害怕放射性尘埃；甚至还振振有词地声辩说，为了制造完美无缺的“干净炸弹”来压压共产党的气陷，一定要继续不断地试验下去。

　　鲍林先前在幕尼黑的时候，就对特勒这个人略知一二。当时，这个匈牙利青年正在学习量子物理的启蒙知识，鲍林曾称赞他是一名科学家。但是，后来特勒成了科学界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头号吹鼓手，鲍林就不再将他当人来尊重了。正当有人提出研制氢弹应当谨慎从事的时候，特勒却摇唇鼓舌主张加快这一方面的进程；在剥夺奥本海默参与机密权利的案件中，特勒的证词就起到了恶劣的作用；特勒曾是斯特劳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亲密顾问，因此，在制订美国核试验计划的过程中，他成了全国最有权势的科学家；特勒脾气暴躁，固执己见，因循守旧，经常声言自己掌握着从绝密档案中筛选出来的权威资料；为了使历史上首次禁试谈判偏离正确的轨道，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干净炸弹”的概念。如果说，爱因斯坦曾为自己的同事制造出原子弹而感到羞愧，那么特勒却为之感到骄傲。“在我看来，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区别，”特勒说，“就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和一种过时武器之间的区别。”他看不起那些谈论和平的人。他曾见到希特勒在征服匈牙利时这么做过，而且他还相信，俄国人盘算着并吞世界上更多地方的时候，也在这么做，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制服他们。“要是我们放弃核武器，”特勒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就为侵略者打开了大门。”

　　特勒和鲍林，真可谓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彼此也有相像的地方：都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观点，都有百折不挠的执着要求，都能头头是道摆出有很有据的科学事实来支持各自的政治立场。1958年春天，两个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

　　争斗的舞台构筑在洛杉矶教育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电视台老板为特勒和鲍林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小时的论辩。在摄像机面前，鲍林看上去身材颀长，身穿挺括整洁的高级西服；另一方面，特勒显得矮小黝黑，眉骨突出，眉毛浓密，相比之下，更像是一位老态龙钟的大伯。

　　两个人都被允许发表一个开场白。鲍林首先开头。他一开口就转入攻势，无情地批驳了特勒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批评其中“许多说法毫无事实根据，还有不少说法严重误导公众。”比方说，特勒曾经指摘鲍林讲过不可能研制出干净炸弹的话，实际上鲍林绝对不会这么说话，因为他对这一课题了解不多。

　　特勒发音低沉，语速缓慢，仍然带有浓重的匈牙利口音。他利用了开场白平静地回答了鲍林的责问。他说，他曾看到鲍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有关干净炸弹的意见，也许是记者误解了鲍林的看法（这家报纸的确报道过鲍林将生产干净炸弹斥之为“无稽之谈”）。不过这还是次要的事，特勒说道。人人都说要和平，但怎样才能取得和平，各人的看法可不一样。说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一些光明正大的国家裁减了军备，而希特勒却受到姑息而强大起来了。特勒又说，俄国人说过要埋葬我们，我们不研制核武器，就无法制止他们这样做。只有进行更多的试验，我们才能造出干净的炸弹，开凿运河，开发矿产，让原子弹为人类造福。“有人声称这种微小的放射性造成了危害——据说是癌症和白血病——据我所知，目前尚无确切可靠的统计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特勒最终得出结论说。“造成危害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有其可能性，并不等于事实上已有危害；进一步说，极为微量的放射性反过来也可能是有益的。说到底，没有变异，怎么会有进化呢？”

　　“做每一件事情，要是都像我们在核试验问题上那么谨小慎微，恐怕这个世界就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了，”特勒收起了话头，脸上浮起了笑容。“作为一名伟大的革新者，鲍林博士肯定不希望出现那样的情况吧。”

　　鲍林没有料到特勒竟会那样地镇静和机敏，因此作出的反应听上去就比较尖刻。与特勒的声音相比，他的嗓门更高更尖。此外，鲍林还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竟然设法为赫鲁晓夫讲过的“我们将埋葬你们”这句话进行辩护，声言这位俄国总理谈论的是政治进程，并不是指战争。接着，他又指出，特勒及其同僚自己就估算过，放射性尘埃可能招致1500例缺失性变异——相当于鲍林本人估算数字的十分之一，不过，他们已经承认放射性尘埃存在着危险。

　　特勒反击说，估算上的这种差距正好表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处于情况不明的状态。既然数字上可以有那么大的悬殊，那么认为无法找到一个确实的病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勒重申，即使试验会带来风险，我们也一定要迎面而上。向空气中释放更多的工业烟雾，在膳食中加入一种新的食品添加剂，给我们造成的危险比这要大得多。他甚至还读到过一篇报道，说人在穿紧身衣裤时，由于精液的温度提高了，也会造成相当数量的变异现象。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如今穿的裤子比放射性尘埃要危险得多。

　　辩论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鲍林根据统计分析提出一条条具体的批评意见，特勒在反驳这些意见时，不时地说一两句俏皮的话，作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喻，并且设想未来世界消除了核武器后将是怎样的情况。鲍林给人以缺乏幽默和蓄意挑剔的印象；特勒则是一副悠闲自在和滑稽风趣的样子。

　　辩论结束以后，鲍林感到自己的表现糟透了。特勒避实就虚，运用了公关的技巧，让人听上去似乎一切都太平，并且给美国人戴上了高帽子。特勒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人们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工企业界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认识。有人称，这方面的人正在考虑进行核战争，制订着计划进行战术性核攻击，计算着到底有多少百万人将会被杀死，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牺牲未来几代成千上万个年轻人，目的是要加速推进他们政治和经济的部署，就是不肯花一些时间和金钱来研究一下和平的事业。

　　然而，特勒比这些人所起的作用还要坏，鲍林心里这样想，因为他是一名科学家。鲍林的请愿书表明，科学家一般说来都赞成削减军备的竞赛。科学家应当带领人们走向一种理性和和平的未来。但是，经过这次辩论后，鲍林认识到特勒是另外一种科学家。“特勒博士主张继续进行核试验，因为他相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作用，”鲍林在辩论后写道，字里行间几乎仍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叹。鲍林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在他为科学界设想的方案中，在一个沿着科学道路前进的天地里，科学家应当发挥积极向上的作用。此时，在鲍林的心目中，特勒虽然是卓越的物理学家，但也是一个战争狂；他是从科学天堂里降临到尘世间的一名黑暗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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