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08)

一〇八

　　与此同时，他请求布什和康普顿做他的担保人。这两个人都给国务卿写了信，向杜勒斯保证，鲍林是清白忠诚的，尽管“若干年以前他曾深深卷入过一些政治活动”。终于等到了举行听证会的那一天，鲍林和爱娃到了场，预期最后能与希普利作一次面谈。但是，他俩被领到了一个房间，只见希普利手下的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堆着一大叠文件。这个人“每隔一会就翻一下这些材料，接着就问一个问题，”鲍林回忆道。他询问了鲍林参加共产党外围团体的情况；鲍林解释说，他已经从这些团体中退出。他又向鲍林打听罗森伯格一家人的情况，鲍林解释说，他只是关心这家人受审的方式，并不是支持共产党人的事业。鲍林还被问到，他曾寄过10美元钱给一个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解雇的学者，帮助他筹集出庭辩护的资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鲍林回答说，他也曾寄过类似数目的钱款，帮助过铁幕后面的知识界难民。他又再次被问到，他是否参加过拯救红木团；鲍林根本就不相信竟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第二天，针对国务院关心的每一个问题，他和律师合作起草了一份宣誓书。12月31日，他被告知说，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事可以推溯到很多年以前，他必须用书面的形式详细地将自己过去在政治上所有的情况讲清楚。

　　鲍林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无法做到这一点；要他作如此全面的回顾，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的所有档案和资料全在帕萨迪纳。此时，他已经没有办法给有关方面在印度为他作出的安排作出及时的回复。

　　他和爱娃·海伦撤回了申领护照的要求，接着就乘飞机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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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活受罪，”鲍林后来回忆道。整个事件花费了他们整整两周的时间，来回折腾一共用去了两千美元。

　　不过，这一次，国际上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响。鲍林对自己遭遇的麻烦，一声都未吭。他避开了新闻媒体，只是发了几封信给一些有影响的人，表示了自己的抗议。其中有前最高法院的法官欧文·罗伯茨，此时他担任了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我认为，国务院的行动有可能是麦卡锡惧怕的结果，”鲍林在1月份给罗伯茨的信中这样说，“不过，可能性更大的也许只是希普利夫人本人感到很恼火，因为在1952年春天国务卿曾采取行动否定了她在我的护照问题上作出的决定。”

　　他打算循规蹈矩照章程办事。他将自己收到的邀请信按时间的顺序排列好，计划在1954年底左右的一段时间里到日本、希腊和泰国作学术报告，并且以此为策略，再作一次申领护照的努力。不过，这一次申请的时间得大大提前，并且要附上手头备有的全部证明和材料。他将不声不响地做这件事，尽量避免发生争议的情况。他希望让杜布里奇和其他校董们放心。

　　不去摇撼这条船，这是很有道理的。几乎让每个人都非常吃惊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鲍林和比德尔要求资助150万美元的申请，从而为最终建成教会实验室扫清了道路。这是鲍林得到过的最大一笔资助，也是对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始终享有的巨大威望的肯定。这原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并没有出现欣喜若狂的场面。在新大楼里到底要干什么事，鲍林心里仍然没有底。1月和2月，他本来打算到世界上一些地方去走走，现在则忙于寻找分子手段来对付疾病的新方法，从而将令人失望的胶原蛋白问题抛到了一旁。

　　他对新大楼所需的设备作了一些具体的安排。他还查阅了一些有关大脑化学功能的资料，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也许比较容易出成果。他在第125届美国化学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主持了有关血红蛋白的科学研讨会。第二天会上，前总统杜鲁门是主题发言人，他受鲍林的启发，说了这样一句语意双关的俏皮话：要是鲍林坚持研究的是白血球，而不是红血球，也许他今天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了。这一玩笑赢得听众的一片掌声，鲍林也咯咯地笑了起来。不过，这一个例子说明，远离政治并没有给鲍林带来多少好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主动放弃了作为一个公民讲话的权利，但是，给他的资助仍然被取消，旅行的权利照样被剥夺；他仍然充当了被人取笑的角色。

　　他对沉默已感到厌倦。1954年春天，他又感到不得不再次大声疾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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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火线是扔下的另一枚炸弹。3月1日，美国爆炸了一个装置，将太平洋上一个名叫比基尼·阿托尔的小岛夷成了平地，其威力几乎震惊了每一个人。

　　试验的当天，离美国观察家一无所知的爆炸现场叨英里处，在一艘名为“好运龙号”的日本渔船上，渔民们突然看到天空出现耀眼的亮光。几个小时以后，空中笼罩着灰蒙蒙的烟雾，亮晶晶的白色尘埃开始落下，船上和船员身上都覆盖了一层难以除去的灰烬。两个星期以后，渔船返港时，船员们一个个都感到恶心和发烧，牙床出血，皮肤发黑并伴有灼伤的迹象，头发一撂一撂地往下掉——这是典型的受到放射性毒害的症状。日本当局迅速将病得最重的船员送进了医院，同时还扣下了他们捕到的鱼虾，但是，对放射性的恐惧还是迅速地在整个日本列岛传了开来。对于前些年在广岛和长崎发生的事件，日本人记忆犹新，他们要求当局用盖革计数器检验这些鱼虾。学生们走上街头，掀起了抗议美国的游行和示威。

　　接着又传来了更加令人头痛的消息。日本医生和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美国这次炸弹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和微粒，由于爆炸而污染了高层大气，并伴随着高空的气流吹到了地球的四面八方。这种尘埃可以坠落到任何地方，人们尚难预料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此，新闻媒体的用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词：放射性尘埃。

　　日本人的报告在美国的媒体上慢慢传开了。人们很快就明白，比基尼岛这次爆炸的炸弹，其威力比以前试验过的任何炸弹威力都要大得多。公众开始要求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3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话，然而一点也没有减轻人们的担心和疑虑。艾森豪威尔说：“很明显，这一次当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情况，因此科学家们感到震惊也就理所当然了。”

　　此事当然也震惊了鲍林。他从强迫自己保持沉默的精神约束下惊醒起来了。日本人测得，伴随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这就表明，这不是一枚简单的氢弹，而是一项新式的武器，危害性比氢弹还要大得多。4月15日，鲍林作了两年半时间里第一次关于核弹政策的演说，地点是在洛杉矶唯一神教派的教堂，听众有一千人左右。他全面回顾了新型炸弹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批评了为了增大武器威力而采取的轻率做法，认为这次在比基尼岛试验的“超级炸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强调指出，许多国家正在毫无节制地竟相研制杀伤力巨大的武器，人们应当再次奋起投身于争取和平和裁军的事业。在广岛事件后，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曾经发出呼吁——认为有必要成立世界统一的政府，必须与共产党国家进行对话——鲍林演讲的许多内容就是围绕这几个主题展开的。但是，由于比基尼岛爆炸释放出来的放射性非常严重，因此，在他的演说中对问题的紧迫性又有了一层新的认识。

　　鲍林在讲话中首先向听众致意，然后，话锋一转，触及到与此有关的另一课题。新近，有人攻击上了黑名单的奥本海默，不准他接触保密资料，并让他到一个安全委员会接受审查。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威胁到美国式自由。看来，一方面，还是老调重弹——与共产党有牵连。对于这一指控，联邦调查局曾在1947年作过调查，鲍林当时已为奥本海默的忠诚作过担保。另一方面，这次又有了新的罪名：奥本海默曾阻挠氢弹的研制工作，说他曾经建议在这个问题上实行慎重缓行的政策。奥本海默曾经在一个名为曼哈顿计划的研究项目中出色地工作，被人视为英雄。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竟被剥夺了参阅保密资料的资格。在1954年初的几个月里，这一新闻经常成为全国性报纸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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