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72)

七二

　　很多选民相信这个说法。在那一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在国会中新增了几十个席位，这个结果是公众舆论反共倾向抬头的明显信号，也是给杜鲁门和他的民主党人敲的一次警钟。

　　杜鲁门是一个老练的政客，当然不会不看到形势发展的方向。他的讲话调子突然明显右转，再也不谈与俄国人共享原子技术了。他还采取实际步骤使民主党人表现得与共和党人一样反共，其中之一就是发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规定自1947年3月起实行忠诚和安全审查制度，禁止联邦工作人员参加任何被司法部长认定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组织、共产党组织或者颠覆性组织，甚至也不准对任何这样的组织有“同情的表示”。这一措施的真实目的是清除政府雇员中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杜鲁门这一后来被人们称为“效忠制度”的行政命令，成为各州政府公职人员的忠诚检查和宣誓制度。司法部长手中的黑名单，以及随后不久由各州急于媚上的一些委员会所确定的其他黑名单，对于那些被认定为非常左倾的政治组织来说，实际上成了死刑判决书。

　　这种效忠制度在随后的五年中如毒蘑菇那样迅速蔓延开来，成了一种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中可疑分子进行法外调查的机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联邦调查局以及各种州级委员会开始对几百万美国人建立档案，这些人的唯一罪行也许就是参加过某一特定的政治组织。这是建立所谓国内安全秩序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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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林以一种日益提高的警觉注视着这场全国性的政治论战。1946年选举以后，论战离开了控制原子能的主题而变成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加州的反共热潮甚嚣尘上，其速度和规模超过了其他各州。早在1947年，洛杉矶官员就命令各县图书馆从书架上撤走所有共产党书籍。加州搜寻赤色分子的领头人物是州参议员杰克·特尼，此人早先是一名歌词作者，此时正领导加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很快就被人称为特尼委员会）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展开了一场狂热的反共竞赛。

　　特尼委员会总能领先一步，特尼的大名也由此频频出现于报纸的大标题中。特尼委员会公布了自己确定的加州“共产党阵线”的名单。所谓的“共产党阵线”，是指那些“与莫斯科并无正式联系却做着同样事情的组织”，包括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好莱坞分会和一些其他的组织，这些组织政治态度温和，还不够资格列入司法部长的黑名单。特尼委员会的做法确实要比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更胜一筹。

　　特尼最早的攻击目标之一是好莱坞社区广播电台，这是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其宗旨是在广播中提供左翼“平民社区节目”。鲍林是该电台的董事会成员。1946年年底，联邦通讯委员会审批该电台的开业执照申请，特尼把审批听证会变成了一个政治竞技场。他把拟议中的电台称为“斯大林的查理·麦卡锡”，并在证词中指控电台的许多组织者是“共产党阵线”组织，特别是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成员。鲍林代表电台在听证会上作证。后来当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报纸“错误地”把电台称为“好莱坞共产党广播电台”时，鲍林成功地迫使报纸刊登了更正启事。

　　特尼委员会随即开始搜集鲍林的档案材料。

　　甚至在科学家中间，这场公开论战的重点实际上也从原子弹政策转向了反共鼓噪。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在鲍林的帮助下争取更多的科学家加入该组织，这一行动促使《化学通报》刊登了一篇反对文章，文章称该组织“由亲共分子领导”。鲍林撰文答辩，他概略地叙述了个人对该组织宗旨的看法。“我注意到委员会（好莱坞分会）的官员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写道，“那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深切关心美国和世界的未来，真诚地关注人的福利，而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他们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鲍林无疑是在说他自己。虽然鲍林也认为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对“苏联领导人镇压个人自由的残暴政策”批评得不够严厉，但他向自己的同行保证：“我确信这个组织没有被共产党人操纵。”

　　然而，其他化学家却不像鲍林那样自信。美国化学学会会刊《化学和工程新闻》刊出社论指责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从而引来了许许多多观点对立的读者来信。有些读者一味抱怨“共产主义已经侵人我们这个学会的机体”，鲍林则在一封致编辑的信中重提他的学者式信仰：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世界面临的问题十分重大、严峻而又难以解决，化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理应比普通公民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他写道。“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化学家除了开展作为化学学会会员的本职工作外，还能同时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

　　尽管鲍林设法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还是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加入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这一组织的寿命已经不长了。1947年春季，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洛杉肌的旅馆租了一个套间作为办公室，“对电影界的共产党活动进行秘密调查”。1947年10月份，当一长串电影明星、制片人、剧作家和导演接受调查委员会的盘问时，美国人纷纷被好莱坞庭审的奇观所吸引，密切注视着整个调查的过程。坚定的和平主义者、鲍林在独立公民委员会内的朋友达尔顿·特朗勃——鲍林认为他是好莱坞最有才华的剧作家之——决心对这些搞政治迫害的人采取不合作态度。他在准备接受盘问时，写了一篇雄辩的开场陈述词。他说，政客们的反共调查使得首都华盛顿“充满了恐怖和高压’的气氛……在这个城市里，老朋友在公共场所见面不敢相认，那些对你们的正统观念稍持不同意见的人只能在行进的汽车里或在野外私下交谈，华盛顿变成了又一个国会纵火案前夕的柏林。每一个记得1932年秋季德国历史的人都能从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里闻到火烧的烟味”。

　　当特朗勃试图朗读他的陈述时，主持者用木槌猛击桌子，打断他的发言。他和其他九个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人被集中起来接受进一步的司法审查。后来这十个人被人称为“好莱坞十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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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那些人来说，在电影界举行的听证会不但是一个个人表演的舞台，而且也是扩大自身知名度的大好机会。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和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发现，通过反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保卫美国的爱国者，在报上大出风头。他们的攻击目标不仅限于电影明星和联邦政府雇员。托马斯写道：“我们的科学家尽管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很内行，但对共产党的策略和阴谋活动的历史却一无所知。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去出席会议，签名呼吁，组织或参加各种打着‘自由’和‘进步’招牌的团体，实际上这些团体都属于共产党的统一阵线。”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密切注视科学家的活动。毕竞科学家是原子弹秘密的知情者，如果他们把机密泄露给俄国人，那就会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尽管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不管是否通过间谍手段，俄国人迟早会掌握原子弹的秘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部分人率先发现的自然界秘密，不久总会被其他人所掌握，但科学家的这种看法并不能左右调查委员会的立场。托马斯认为，确保科学家的忠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9835号行政命令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当时对科学的资助正转变为由联邦政府拨款——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或者作为政府实验室和特种机构的雇员而领取薪金，或者从原子能委员会和军方取得资助——从而使得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变成了临时性的政府雇员，必需接受杜鲁门的忠诚检查制度的审查。他们中许多人在不断的安全检查和联邦调查局的现场调查中，被取消了接受资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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