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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在加里波第参谋部里任职的法国人、历史学家马克西姆·迪·康了解到形势的严重性,同参谋部的两个高级军官前来通知大仲马。大仲马正在吃饭。他边吃边同马克西姆·迪·康等人大谈他发掘庞培的宏伟计划:他要从法国请一大批考古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来,还要请意大利政府派一个工兵连。可是,周围越来越响亮的喧哗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们在示威吗?反对谁?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已经没有统一的意大利了。”他说。

  这时,口号声已听得越来越分明:

  “打倒仲马!把仲马扔到海里去!”

  马克西姆·迪·康走到窗口,只见一大群人拿着模型,举着意大利国旗,向奇亚塔莫纳宫冲击。在军警的劝阻下,过了一会儿就解散了。当他走回屋里时,发现大仲马的两眼还噙着泪光。

  “我已经习惯于法国人的忘恩负义,却没有料到意大利的忘恩负义。我把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都给了它。”大仲马抽咽着说。

  为了安慰大仲马,加里波第的参谋部特为大仲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宴,组织了一次去庞培的远足,还特许大仲马在卡波·迪·恭特公园打猎。

  可是,不久,加里波第由于同国王的关系再难弥合,终于离开那不勒斯,回他那岩石丛生的故乡卡普列拉岛去了。大仲马彻底心灰意懒,在这里再也无法呆下去,便于1863年秋天返回巴黎。

  3. 最后的岁月

  1860年7月回国的艾米莉,于这年10月24日生了一个女孩,虽然“只有小拇指不点儿大”,大仲马却高兴得发狂。“亲爱的!你知道我是想要一个女儿的。”他给艾米莉写信道。孩子起名叫米卡埃拉·克莱莉·若赛法·艾丽萨白。加里波第做了这孩子的教父。1861年初,艾米莉和孩子先后来到大仲马身边。现在,她们同大仲马一起返回巴黎。

  大仲马和艾米莉带着小米卡埃拉初返巴黎,住在黎世留街。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已经同居4年的艾米莉坚持要与大仲马正式成家。大仲马自从与伊达离婚之后,已决意不再给自己套上婚姻的“枷锁”,断然拒绝。两人闹得不可开交,到1864年初终于散伙。大仲马提出由他承认小米卡埃拉,艾米莉执意不肯,孩子还是归了艾米莉。

  大仲马虽然把小米卡埃拉视如宝贝疙瘩,但对失去艾米莉并不伤心。他从意大利归来时,就带着一个名叫范妮·戈尔多萨的女歌手。“海军上将”刚一退伍,范妮立即进驻黎世留街。这年夏天,他们迁居昂季安的一座名叫“卡提纳”的别墅。入冬前,又在圣拉萨尔街租了一处住宅。范妮极其风骚,周围经常群集着一帮无聊之人和音乐家。大仲马多次在她的卧室里撞见她和别的男人鬼混。而她对大仲马却管束极严。有一次,她竟到剧院的包厢里大发妒火。大仲马忍无可忍,碰巧,他的帆船租给一个探险家,船在海上遇事,那探险家赔偿了他一笔钱,他便用这笔钱打发了范妮。

  1865年,乔治·桑在给小仲马的信中写道:“我在奥德翁剧院见到了你的父亲。我的上帝!他多么让人吃惊啊!”大仲马的精力依然不减当年。这一年,他上演了两个剧本:《巴黎的莫希坎人》和《巴士底狱的囚犯》;还完成了前一年开始连载发表的长篇小说《圣菲力切》。

  翌年,他旅游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积历次旅德的实地感受,他写了长篇小说《普鲁士恐怖》,正确地预言了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对法国的战争威胁。

  大仲马1867年的生活,整个儿被他最后一个情妇占据了。艾达·艾萨克·门肯是一个出生于新奥尔良的半爱尔兰血统半克里奥尔血统的美国人,约生于1835年。她年纪很轻就离开父亲,跟一个巡回马戏团去走江湖,做马术演员。1867年,她趁世界博览会之机到巴黎,在快活剧院演出大型音乐戏剧《草原大盗》。她几乎裸体骑在马上,使满座惊动。散戏后,大仲马去后台向她祝贺。听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她立刻扑到大仲马的怀里。原来她早就熟读大仲马的一些小说,甚至公开扬言过:“将来到了欧洲,我一定要做这个非凡人物的情人。”

  大仲马和文达都喜欢哗众取宠。他们经常在一起抛头露面。不仅如此,艾达还希望能有一张宣传她与这位著名作家关系的海报。于是她精心安排大仲马同她拍了两张照片,其中的一张,大仲马上身不穿外衣,艾达身穿紧身内衣坐在他的腿上,彼此紧紧挨靠着。另一张是艾达蜷身在大仲马的怀里,头紧贴着他的胸脯。这两张照片很快就出现在巴黎的许多商店橱窗里,引起许多人对大仲马的冷嘲热讽。为此,大仲马同照相师列贝尔还打了一场官司。

  这年夏天,门肯要去奥地利演出,她与大仲马的关系遂告中断。她在国外演出时落马受伤。1868年10月大仲马应邀在勒阿弗尔城讲演期间得悉她的死讯。

  大仲马自诩是自然的宠儿,有耗不尽的精力。他曾在一首致友人的诗中写道:

  你问我是怎样战胜时间的,
  我精力不衰的秘密在哪里?
  我每天用心灵和头脑吸食
  大自然母亲的活命的乳汁。

  大仲马诚然有天生的强健体魄、过人的精力。但是,他的私生活太荒唐了,特别是1865年以后,他放纵淫欲简直到了不可以笔墨形容的地步,这不能不损耗他的智力和体力。1867年,他便无力再从事文学创作。1868年从勒阿弗尔归来以后,他经常头晕目眩,只能偶尔读读自己的旧作。遵照医嘱,第二年他去布列塔尼的一个僻静角落休息,同时为出版商勒麦特尔编写一本《烹饪词典》。不过他已筋疲力竭,无法完成这项工作。

  1870年春天,大仲马又去法国南方疗养,像是要借助温暖的阳光,把他即将熄灭的生命的烛火重新燃旺起来。7月回到巴黎,普法战争——他在《普鲁士恐怖》中预言的那场战争爆发了。小仲马赶在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之前把他带到自己在诺曼底省第埃普城附近的海滨别墅。人们向他隐瞒着法军在战场上惨败的真相。他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同小孙孙做简单的游戏。他已经严重失去记忆。一天,见到一个老相识,他再也想不起这人的名字,只是茫然地喊着:“日内瓦!法兰克福!”

  1870年12月,大仲马卧床不起,他嘱咐家人去请一位教士。但是,12月5日当昂德里约神父到来时,他已经失去知觉。当晚10时,他死在女儿玛丽的怀中。那天,也正是普鲁士军队侵占第埃普城的日子。

  12月8日,大仲马的遗体临时葬在离第埃普一公里的涅维尔小教堂的墓地里。第埃普市政委员会的代表团和一些作家、艺术家出席了葬礼仪式。在第埃普避难的巴黎日姆纳兹剧院经理蒙蒂尼代表逝者的生前好友发表了演说。

  1871年10月,普鲁士对法国的占领结束了。1872年4月16日,在巴黎附近大仲马的故乡维莱尔—科特莱,举行了正式安葬仪式。参加者中有大仲马一生各个时期的旧识:采纳大仲马第一部成名剧作的法兰西喜剧院经理泰勒,发表大仲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新闻报》经理季拉尔丹,和大仲马亲密合作写下大量作品的马凯。大仲马的一生仿佛又显现在人们的眼前。

  大仲马的墓穴就在父亲仲马将军和母亲玛丽·路易丝·拉布莱的近旁。

  小仲马在仪式结束前的简短致词中说了这样一句含义深远的话:

  我希望这个仪式不仅是一次哀悼,更是一次喜庆;不仅是一次葬礼,更是一次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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