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7)

七

　　我以为那次之后费提兹再也不会请我去演讲了。没想到六年后，我又被邀请到学校的庆祝晚宴上发表演说：所有私立学校的生存都在经受考验。它们被通货膨胀、税收以及左翼政府的敌视所威胁。如果费提兹要生存下去，就一定要有得以生存下去的理由。费提兹应该与众不同。我建议你们把费提兹变成一个美食殿堂。如果雇一个了不起的法国大厨，费提兹就会以提供最好的美食——三星级标准——的学校而闻名。如果是我，我会将费提兹的所有学生训练成水管工人、木匠、电工、油漆工，还有园丁，这样学生们就再也不需要依赖那些他们永远也支付不起他们的服务费用的商人了。我会开放所有的课程让学生选修，让来上课的学生付钱，就像买票进电影院一样。这样会让教得好的老师富裕起来，让教得差的老师饿死。我会支付现金津贴给成绩好的学生，以刺激他们努力学习。如果我当初念书的时候有人付钱，现在我可能已经是牛津大学历史系的钦定教授了。

　　17岁那年，我去应聘伦敦“自由”毛织品店广告干事一职，但是被拒绝了。几个礼拜后，一位有名但是有神经病的外科医生拿我当活教材，在学生面前为我的蝶骨窦管动手术。他的秘技搞得学生们眼花缭乱。手术做得糟透了，我的乳突也感染了。不只我一个人以为我必死无疑。另一名外科医生救了我的命，但是感染并未完全清除，三个月后我又被做了第三次手术。我永远都忘不了当医生宣布我再也不能上场打橄揽球时我的轻松感。

　　于是我写了平生第一个广告：年青男性，诚求男秘书或游伴之职。这个天真的小玩意出现在《每日邮报》（DailyMail）的大陆版上，而且获得了一个叫摩顿（Mor－ton）的在巴黎的美国人的回复。我会附上自己的照片吗？当然会。这一招果然有用，十天后他的司机到诺德码头（GareduNord）接我。摩顿先生为把我安置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向我道歉，他说他得了重感冒。他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香水味和鹦鹉粪味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气味。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坐车去兜风。他问我想到哪儿去旅行？中国？南美？他在贺密斯（Hermes）要买什么给我呢？我喜欢听布鲁诺·沃尔特（BrunoWalter）指挥的俄国唱诗班演唱吗？这些都没让我觉得特别奇怪，但是那天晚餐后，他宣布自己的感冒已经好多了，所以我可以跟他一起睡了。我吓得赶紧关上自己的门，不管他如何把没完没了的大声谩骂从门外抛进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逃回伦敦，搭计程车直接到祖父家。“我不懂你干嘛要这么大惊小怪？”祖父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喜欢那种事的人。如果你听我的，就安静点，别再提这件事了。”

　　第二年夏天，一个有钱的美国人要找人个别辅导他的私生子，并且要求应聘者具备下面的能力：

　　能教钢琴；能教绘画；会开车；网球打得跟职业选手一样好。

　　这4条我一条也做不到，但却告诉他们我样样都行。那个美国人住在爱佛瑞区（Ville’Avray），靠近凡尔赛宫，是法国名画家柯罗（Corot）常活动的地方。到那儿两天后，那位先生带我去一家昂贵的餐厅吃晚饭。几杯白兰地、几根雪茄之后，他斜眼看着我。“我有个不太好说出口的问题想问问你，”他说，“事实上，我有个情妇。我怕会吓着你，所以把她送走了。但是我实在太想她了。如果我明天就让玛莎回来，你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玛莎是蛮有趣儿的女店员，她很喜欢我。“B先生曾经在树林里跟我做过好事，他办事时的样子就像一只狗！”她还问我要不要在床上试试看？我说这是对我的雇主的不忠，她就对主人说我企图勾引她，然后我就和那孩子一起被放逐到布列塔尼（Brittany）。这个可怜的小泥资很快就发现我既不会画画，也不会弹钢琴，他威胁说要告诉他老爸我是个骗子。这让我病重得躲进了巴黎的关国医院。在医院里我跟法兰克·斯科利（FrankSCully）住同一病房，他是从洛杉矶来的记者，只有一条腿。斯科利大声地对我读一本地为法兰克·哈利斯（FrankHarris）捉刀的书，那本书讲的是劳伯纳和爱伦·泰瑞（EllenTerry）的事。每天下午，斯科利的朋友安妮塔·露丝（AnitaLoos）都来看我们，她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副低沉的嗓音，是《绅士爱美女》（GentlemenPre－ferBlondes）那本书的作者。

　　我决定申请进入大学就读，并且选择了牛津，因为那样可以避免和父亲、哥哥法兰西斯以及家族里的其他人竞争，他们都曾是剑桥的名人。但是如果得不到奖学金，我根本负担不起牛津的学费，而且要拿到奖学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来奖学金的颁发名额很少，二来它们是以在古典学科方面非常出色为基准颁发的。

　　我被安排接受史利格·厄格哈特（SliggerUrquhart）的考评，以决定我能否获得奖学金，他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Ba＊of）的著名教授。面试之后，他写了封我认为很傲慢的信给我父亲：“您的公子将无法取得贝利尔学院提供的奖学金，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他选择申请其他任何一所学院，都会毫不困难地获得奖学金。”

　　我选择了申请亨利八世的伟大贡献——基督教会学院（ChristChurch），因为那个学院培养出来的首相、印度总督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比其他学院加起来还多。据说亨利八世创立基督教会学院时，原本想把它建成一所女子学院，但是他克制了那个想法。不久，我就因手术在头上缠了绷带，跟一大群奖学金候选者一起在沃尔西（Wolsey）学院的大餐厅里参加笔试。历史学家凯斯·费林（KeithFeting）担任主考官，显然我的考试论文给他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他邀请我到他在克兹握兹（COtSWOlds）的家中度周末。“你对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他告诉我，“所以我们决定把奖学金给你。”我是基督教会学院的理论的受惠者，因为他们认为奖学金应该颁给那些将来会有长足进步的学生，他们相信那些在考试中得高分的学生，将来很可能是社会上的二流人才。

　　除了金钱，拿到奖学金还可以享有三项引人注目的特权：被授予一件特别长的长袍，在教堂中有一个前排座位，以及在晚餐前用拉丁文吟诵谢祷文。教师们费尽心机地对我进行个别指导，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位大学教师。两位准副院长，麦斯特曼（J．C．Masterman）和麦克卡兰（R．B．McCallum），竭尽全力教我历史；帕特里克·戈顿一沃克（PatrickGordon －Walker），后来的外交大臣，以及诺威尔·麦尔斯（NowedMyres）、罗素（AS．Rused）则尽心尽力地教我化学，但是考试的时候，原本是要求分析化合物，作为我母亲的儿子，我又犯了什么东西部用鼻子嗅的错误，那东西的气味实在是太浓烈了，我被熏得往后就倒，失去了知觉。来自坎那（Canna）的约翰·罗思·坎贝尔（JohnLorneCamghell）试着教我盖尔语。但是我对所有的科目都冥顽不灵。说到底就是我实在是做到了极点，但这又衍生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懒到极点呢？也许是因为我太疲倦了，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与气喘做斗争。但是我却并没有疲惫到第二天早上不能打网球，下午不能骑马，晚上不能去约翰·佛德吉尔（JohnFothergill）的展鹰（SPreadEagle）餐厅吃饭的程度。佛德吉尔在回忆录中说他记忆中的我是个“粗暴、英俊，而又几乎像白痴的好小伙子。”也许是因为我对学业的耐心有限，而对开始谋生又充满热望，也许是因为我的才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只要有考试，我就一定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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