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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多拉·格雷·邓肯病逝在巴黎儿子的寓所中。临终前,她一直念叨着“依莎多拉”,这是最让她牵挂的女儿。

  从列宁格勒回来后,叶赛宁有了很大的变化。酒喝得少了,诗写得多了,待人温文尔雅,又是那个逗人喜爱的叶赛宁了。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胃、肝、脾都有毛病,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有气无力。

  邓肯恳切地劝他:

  “跟我去一趟欧美吧,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我认识许多专家,你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不想出国,我说不出一句英语,多难耐呵。”

  “有我哩,我是你的保护神。”

  “我真的会不习惯。”

  “谢尔盖,你是天才诗人,你只写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我觉得这还不够。到外面去走走吧,世界很大,开阔眼界总不是一件坏事。”

  叶赛宁走过来,偎依在依莎多拉·邓肯的怀里:

  “我听你的。”

  邓肯修长的手指插进那金色的发丛中,她微笑的面庞放射着慈爱的光辉,笼罩了显得稚嫩的叶赛宁。

  为了真正地对叶赛宁起到保护作用,邓肯决定通过苏联的法律手续巩固他俩的爱情关系——结婚。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邓肯一贯是坚定的“反结婚主义者”,竟然要和比她小一大截、禀赋着俄国农民特质的诗人叶赛宁结婚,欧洲人像听天方夜谭。

  邓肯马上给美国的著名经纪人尤罗克拍去了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她毫不犹豫地将叶赛宁称为自己的“丈夫”。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邓肯备受感染,她在日记中写道:

  五月一日的莫斯科,场面极其壮观。一条条大街就像一片片鲜红的玫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戴着红色头巾,举着红旗,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地走过。所有这些人都已靠黑面包和灰米饭生活了四年,但我认为,这个五月一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超过了沙皇统治下的每一个食物富足的年头。那是一幅雄伟壮观的景象,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充满自信的人们唱着:“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观看着,倾听着,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这首歌能在整个地球上广播。

  第二天,依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并肩走进了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在结婚证书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姓——“邓肯—叶赛宁”。当他们出来到了大街上时,叶赛宁跳起来欢呼道:

  “哎——,现在我是邓肯啦!”

  邓肯也同样喊着:“我是叶赛宁啦!”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他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功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

  “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这是叶赛宁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登机前,他们坐在草坪上说笑。邓肯忽然向什尼切尔要了纸笔,迅速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语:

  “如果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邓肯。”

  “这是遗书。”她递给什尼切尔。

  什尼切尔说:“你忘了你们是一起坐飞机呀,你没了,他还会有吗?”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又拿过去,补了一句:

  “如果我的丈夫也不幸遇难,继承人就是我的弟弟奥古斯丁。——邓肯。”

  飞机起飞后,叶赛宁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上面写着一首字迹潦草的诗,是马连果夫托人捎来的送别诗:

  我害怕,一切事情都会发生!
  人们往往拿好友去换女人。
  也许你回来时,
  在你睫毛下面的眼窝里,
  两盏蓝色油灯,
  不再闪闪发亮,
  不再燃烧激情的火光。啊,这些头!
  啊,乌黑头发、金黄头发的头……

  叶赛宁将诗攥成一团,塞回衣袋,蓝色眼睛里闪烁不定的灵光,仿佛黑夜里风中摇摆的油灯,黯然、迫促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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