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61)_鲁特·维尔纳

六一

　　1947年早春

　　我的第一位付钱的房客又走了。一张托盘上放满好吃的东西，给一位年轻女士端进屋里，伺候她“在床上用早餐”，我感到非常滑稽，但这样却增加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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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自己养活自己。为此，我们的菜园是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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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于尔根：

　　1947年5月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在菜园里播下的所有种子，果然全都长出来了，当然不及杂草长得那么茂盛，我相信可以除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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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不久我们便有了一个收成颇丰的菜园。与我一生痛恨的家务劳动不同，经营它给我带来许多乐趣。我那些花椰菜头，甚至得到专家的称赞。我买了许多鸡，让母鸡孵卵。我还买了一只五个星期的小猪。孩子们非常喜欢它，我必须答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要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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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47年给于尔根的信里提到了伦和他的职务：

　　伦在他的工作中颇受人尊敬。他是那样地精疲力竭，除了这种本职工作和睡觉之外，什么都不能干。就这样我们两个人陷入一个道德的泥沼，由于他的泥沼在伦敦，而我的却距离他的有120公里，情况就更为糟糕。当了三年兵，现在每月又只能回来两次，即使我愿意这样，也是不好的。玛格丽特，现在我的床就是我的大学；每天晚上我在床上读一篇于尔根的讲义。我非常欣赏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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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6月，趁父亲休假之机，父亲母亲都到我家来。他们的假期结束之前不久，一天夜里2点钟左右，我听见他的房间里有呻吟声。母亲的心脏病发作，服药仿佛不管用。村里惟一的电话机设在绿色广场上，已经不能用。我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到附近城里去请大夫，他用自己的汽车把我带回来，但为时已晚。母亲躺在那里去世了。大夫即使早来一步也无济于事。当时母亲忍受着巨大痛苦，在离开她去请大夫的时候，她说：“上帝啊，好孩子。”她想到了于尔根，这是她的长子，在自己的孩子当中，她最疼爱他。

　　母亲被安葬在我们村子里最美的古老的墓地里。她的墓碑上刻着她的姓名，末尾作为哀悼者，除父亲之外，还有她的六个孩子的名字。

　　父母亲结婚45年，一直生活得幸福美满。现在父亲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卧室里去。他留在我的屋子里，写作他那部关于殖民地国家人口问题本质的著作。只要有机会，我便陪同他去散步。父亲经常去墓地看看。父亲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发出尴尬的微笑，但他还是要不断地到那里去。我告诉他，从墓地正好可以看到农村的美丽风光。他很感谢我。

　　伦的公司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塑料当时还被认为是皮革的不好的代用品。分开过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开销太大，我敦促他回到大拐弯来。1947年夏天他在班伯里一家铝厂找到一份工作，这家铝厂有3000员工，距我们家20公里远。他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每天骑摩托车上班。

　　我已经有9个月没有听到中央的消息了。我再一次强调，我并非有什么不满，我从未把我为它所做的工作视为维持生活的来源，而是视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活动。中央的态度肯定是有理由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我依然感到不愉快。这么多年我就是为这件工作而活着的，可如今这么多天无事可做。我觉得很难告诉詹姆斯和托姆我们与中央没有联系了。托姆是受过训练的，他会发电报。我从詹姆斯那里搜集的情报却无法传达出去。詹姆斯本来可以离开空军，回去干自己的职业，可他却按照我们的愿望，在很长时间内尽职尽责地工作。我在书里很少提到詹姆斯和托姆的情况，每当我想到英国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他们便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詹姆斯死于白血病，当时他还年轻，在某些人身上死亡是很难令人接受的，这不只是由于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他为人是那样正派，对生活充满乐趣，他是那样乐观。与托姆我们也不愿意彻底断绝关系，尽管与他的工作停止了。但是我们无法长时间地享受这份快乐，不久我们便发现，即使没有工作，我们也会威胁到他的安全。

　　由于我和伦不愿意长时间不参加政治活动，于是我们决定加入英国共产党。不过我与党的联系较少，因为我属于班伯里的较远的基层党组织。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他的工厂里有8位同志，他们分散在不同的班组里工作，他们当中至多有3个人能碰到一起，而且也只有在冬天里。

　　如前边提到的那样，1947年8月或者9月间，我从一位奥地利同志那里听说，吉姆曾经到他那里去警告我们不要再继续活动。遗憾的是我们本来就不再工作了。

　　在8月份或者9月份，亦即父亲还住在我家的时候，他是10月份离开我家的，有一天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只见两位先生向我鞠了一躬，其中一位先生跨进门来之前，非常快地，连口气都未喘便说道：“多年来您是俄罗斯间谍，直到芬兰战争时您才感到失望。我们知道，您在英国已经不再活动，我们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逮捕您，而是为了请求您的合作。”

　　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袭击，显得十分可笑，我丝毫未感到惊慌，我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以免笑出来。我反问道：“进来喝杯茶好吗？”

　　二人显得有些扫兴的样子，对我的提议表示同意，并在我的要求下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伦当时正在屋后花园里什么地方，父亲正坐在我们楼上的屋子里工作。两位先生说了几件我在瑞士工作时的事实，这更加强了我的怀疑，是福特①出卖了我们。他们一再强调，说他们知道自从“苏联侵入芬兰”以来，我对共产主义失望了，说他们知道我是合法的英国公民，在这个国家未做过错事，因此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我不愿意与他们合作并谈一谈在瑞士那段时间的经历呢？

　　①福特即吉姆，原名叫艾伦·福特。——译注

　　我向他们证实了我的合法性，但是我认为我没有义务向他们讲述我成为英国公民之前那段时间的事情。关于我在英国居住这段时间的事情我是愿意讲的。

　　他们一再重复，说他们知道我在英国未犯什么错误，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拒绝说出，我已经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意义。

　　我当时想：我们订阅英国党报，还是党员。父亲曾经是左派自由德国运动主席。于尔根的政治书籍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回答说，虽然我曾经有过失望，但是我不能说自己是反共分子。除此之外，照我看来，英国公民的合法性和左派观点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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