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57)_鲁特·维尔纳

五七

　　致于尔根：

　　你听着会惊讶的！伦成了模范士兵。他在800人当中作为最优秀的士兵，独自获得了一次周末休假。除此之外，他还打破了历来在兵营里创下的长跑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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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伦在训练和周围环境中有用处的消息，中央自然全都知道。在空军的那段时间里，他的驻地距牛津只有40公里，有几次我曾经骑着自行车去找他。他在结束装甲车训练之后，战争结束之前不久，去了欧洲前线。

　　伦的装甲车部队属于“金流卫队”第一装甲车兵营的侦察部队。

　　在1942—1943年之间，随着工作量的增加，接头的机会越来越频繁。我不知道在我出门的时候，由谁来照看孩子们。母亲有时从伦敦到牛津来帮我一把，可是这时她又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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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感到遗憾的是，你这5个女儿当中没有一个是未婚少女，否则她可以什么都不想，只管家务，减轻你的一切负担。我发现她们所有的人都在伦敦忙得不可开交。你对爸爸调教得太糟糕了，他什么都不能自理，你只好亲自照料他。无论如何，你应该按照医生的意见，尽量呆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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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找到解决办法。需要说明的是，当着米沙的面，还要以隐蔽的方式在夜里发电报，这又谈何容易。我决定把他送到一家寄宿学校去，至少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好成绩取得奖学金。6岁的尼娜被我再一次送进坐落在御猎场区美丽的农村环境中的一家寄宿学校。

　　不久，我收到一封电报，说尼娜得了有生命危险的腹膜炎。我赶快到她那里去在病院里住了三天三夜。几周以后，当我可以把她接回家的时候，我发誓，再也不把她送走。我当然无法实践自己的誓言。尼娜至今尚承受着这次手术结果的痛苦。

　　彼得出生6周以后，在伦敦有一次接头。没有任何人能替我照看孩子，我只得带上他一同去。战时的旅行是不容易的。母亲十分担心我带着吃奶的孩子在这一带乘车来来往往。

　　她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只要我必须外出，她就得一再到牛津来。许多次她都是这样帮助我的。关于我的工作，我从未和她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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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英国国王乔治四世为了祝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性胜利，送给斯大林一把宝剑，作为荣誉馈赠；但是第二战场却迟迟没有开辟。

　　在第一次德黑兰会议上，苏联要求从法国进攻希特勒。邱吉尔想得更多的则是进军巴尔干！罗斯福支持斯大林。

　　1944年6月6日，当苏联军队的胜利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才开始开辟早已答应的第二战场，英国和美国士兵在诺曼底登陆。7个星期以后，37个师团在法国打响了进攻希特勒的战斗。

　　一位英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劳伦斯·汤普森在企鹅版《图画邮报，1938—1950》一书中写道：“自从入侵俄罗斯以来，德国第一次被迫把主要军事力量从俄罗斯战场上撤回来。”

　　1944年7月，德国第一批“神奇武器”V1，一种飞弹，轰炸了伦敦。三个月之内投掷了大约9000枚，接着在9月份又投掷了“V2火箭。”伦敦市民又必须重新疏散。

　　1944年11月17日这一天，谢尔盖意外地给我带来了局长的问候；祝贺俄国革命纪念日。我送给他一份小礼物：一本书。红玫瑰当时是没有的，这也是不符合秘密工作规则的。伦当时不在家，我不能同任何人欢度这个节日，我回想了许多过去的岁月。

　　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里夏德·左尔格被日本人判处死刑，于1944年11月7日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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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尔根由于对德国经济状况的了解，并在这个领域发表过许多著作，美国军方便于1944年秋天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他要在“美国轰炸战略研究所”以上校军衔从事工作。于尔根请求给予考虑的时间，以便让我请示中央。

　　在一家美国秘密警察部门从事这种反对纳粹德国的工作，只有中央认为是有利的并从中央那里得到相应的任务，才是有价值的。很快便得到回答，中央对此是感兴趣的。从此以后我定期从于尔根那里得到有用的情报。像我一样，他也想不起那些细节了。我们只记得一件事情：战争期间曾经在战略服务研究所工作的哈佛大学戴克·拉格莱斯教授，正在研究间谍活动方法学并制定一套体系，运用这套体系人们可以根据仔细登录的一切被摧毁的德国装甲车、飞机等武器的系列号码，判断敌人持续装备生产的情况。这种统计每14天出版一期，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分发：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邱吉尔、英国总参谋长伊斯梅、“战略服务研究所”所长和“美国轰炸战略研究所”所长等。除此之外还有惟一的一份在与制定“美国轰炸战略”概况有关的大约五名成员中传阅。据我所知苏联军队最高指挥部能定时得知它的内容。这份高度机密的刊物，持续发表拉格莱斯的统计数字，它是“美国轰炸战略概况”的一部分。

　　于尔根由于与“战略服务研究所”有来往，便在那里结识了美国中尉“麦克斯”。“麦克斯”的任务是网罗德国流亡者从事间谍工作，并对他们进行降落伞训练。他请求于尔根给予支持。

　　中央对于德国人加入“战略服务研究所”工作是感兴趣的，回答的大体意思是：可以与“麦克斯”一道工作，但要谨慎。我把这个答复转告给于尔根，他向我和“麦克斯”介绍了一位德国同志，让他去接受一切与“战略服务研究所”有关的工作。从这一时刻开始，于尔根不再与此事发生关系。这位同志是埃里希·亨什克，他原是伦敦党组织的领导成员。我也为他的合作取得了中央的同意。

　　埃里希是西班牙战士，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期我便认识他。1928—1929年间，我曾经奉柏林区党委之命，建立一座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图书馆。当时没有奖金。我们在柏林步兵大街租了一个从前养鸽子的地下室，为了支付租金，我们要收一角钱的借书费。马克思主义工人图书馆的书籍是我们推着手推车从同志们家里和出版社募集来的。埃里希·亨什克、马克斯·卡哈内和格尔德·戴根哈德是第一批志愿出纳员。在《一个不平凡的少女》①一书中，我描写了图书馆的建立，后来这家图书馆转交给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

　　①作者第一部描写中国题材的小说。——译注

　　现在我在这里又遇见了埃里希。他是一个思维缓慢的人，迅速做出决定，对于他来说是困难的。他待人处事特别慎重，不愿意冒险，但是他并不怯懦。埃里希有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是个非常可靠和有责任心的人。

　　我未见过那个美国人麦克斯，他对我的事情也一元所知。他接受埃里希作为合作者，并且同意他的建议，选择共产党员作为跳伞员。他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确是最可靠的人。在罗斯福执政期间和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曾经有许多美国进步人士在军事机构和间谍组织里工作。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下面的事情是我于1968年与埃里希·亨什克进行了一次谈话后写下来的，关于这些事情，他记得比我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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