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44)_鲁特·维尔纳

四四

　　8月23日，也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天，我在苏黎世遇见赫尔曼。我们讨论了好几个钟头，能与一个有经验的同志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对于我是有益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促使我们思考许多许多。我们知道，西方势力希望共产主义的苏联和纳粹德国两败俱，他们做个幸灾乐祸的第三者，应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人们必须排除感情因素，只有用理智才能做出正确反应。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等来了吉姆。14天之前，伦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最后告别了他的房东，自称去伦敦长期度假，实际上他去了泰格恩湖畔①。他想再一次重返法兰克福去放置燃烧剂。他打算把小炸药包放进齐佩林飞船的船舱里，燃烧之前他应该远离那里。现在他在泰格恩湖畔等待着吉姆的返回和我的最后指示。

　　①泰格恩湖是德国上巴伐利亚著名风景区，位于慕尼黑东南的阿尔卑斯山麓，周围环山，有森林和草场。——译注

　　我十分不安地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伦也开始担心战争是否会使他无法在德国住下去。他居住的那家饭店客人越来越少，伦已经是那里的惟一外国人。法兰克福的情况也不会是另外一副样子。他的任务是等待吉姆，执行关于齐佩林飞船的计划。这期间我问过中央，两个英国人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留在德国，还在吉姆的逗留期间，我得到消息，把他们二人接到瑞上来，并把他们训练成报务员。我们立即给伦发去一封电报，恰好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到达蒙特吕斯。

　　8月27日瑞士军队实行总动员。库克斯的最后一批客人匆匆离去，饭店都空了，商店也都关了门，只有小副食品商店为农民敞开着。我们像所有瑞士人那样，为了应付战争危险，购买了两个月的食品储存起来。

　　9月正日，但泽被希特勒军队占领。我想起了在那里的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处境怎样？他们的工作现在显得特别重要。幸好这时我们的发报机已经准备停当。

　　随着希特勒军队入侵波兰，1939年9月3日宣战。

　　＊＊＊

　　致父母亲的信：

　　1939年9月5日

　　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人们对它还根本无法理解。请尽快写信告诉我，它对你们有多大影响。我们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国家的客居权利。我将继续住在这座山上。我的许可证即将到期，但是人们会给我延长，因为我无处可去。在这里日子过得是寂寞的。火车交通受到很大限制，我只能很少有机会下山去……

　　令人奇怪的是，落日仍然时刻是那么美丽和宁静，孩子们那无拘无束的快乐心情，令我感到十分陌生。

　　1939年10月寄往伦敦

　　我现在听不到你们多少消息，信件走得很慢。这中间我将寄出一些用英文写的明信片，它们肯定会走得较快。我无事可做，只能偶尔帮助农民割草。流亡者不许得到帮助。这里山上组织了红十字。但是除了往枕头上缝镶边之外，我无事可做。我觉得自己像是这个时代的寄生虫。所以我报名为伤员输血。

　　上周我去了日内瓦。布莱洛赫一家请我在那里过夜。他们一直还是特别友好。罗伯特·戴尔也在那里。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我们交谈得十分热烈。

　　＊＊＊

　　帮助农民割草是我一天的工作。每两周我在夜间发一次电报。每次拜访布莱洛赫，我常常向中央发一次电报。

　　我是在别有用心地窃听那些与我要好，友好地接待和信赖我的人们吗？如果这样看就错了。我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准确地追踪着各种事件，这使我有可能在较高的水平上讨论这些问题，而像罗伯特·戴尔这样信息灵通的新闻记者感到高兴。其实我与他谈话时也并无特殊目的。自然，由于经历的多，也就练出了这样一种本领，常常把讨论引到对苏联有益的事物和意见上来。在这些谈话中，比如说我所得到的关于互不侵犯条约或者关于战争开始的解释，在国际联盟工作人员圈子里远比国际联盟各国的报纸上的反应多得多。当时没有可供我利用的军事情报，但政治情报对于中央也是有意义的。我每次去日内瓦都尽量与熟人们谈话，回来时虽然两手空空，但脑袋却不是空的。

　　伦和吉姆住进了蒙特吕斯“伊丽莎白”公寓。在一家店铺里我发现了一件讨人喜欢的儿童玩具，经过换算只相当于七个马克，我立即把它买下来，这是一个带键盘、蜂音器、手电筒电池和密码的莫尔斯发报器。下午米沙用它玩耍，米沙上学的时候，吉姆和伦拿它做试验，借此进入有规律的学习。

　　9月底或者10月初，赫尔曼想利用我的丰富经验帮助他组装一台发报机。赫尔曼在我这里住了几天。当他在二层楼上摆弄发报机时，来了两个瑞土秘密警察局的官员。我让奥罗去警告赫尔曼，他迅速把发报机零件收拾起来，但我不能隐瞒他在我家里。他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我做出一副尴尬的样子，因为我是一个正在办理离婚的年轻女人，在我家里却被人发现有一个年轻男人。我已经不记得关于我们的收音机他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希望这次来访只是例行公事，自从战争以来，形势的恶化是常见的事情。

　　瑞土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和敏感。反间谍组织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日内瓦作为国际联盟所在地是一个国际性的焦点，它吸引着各国的特务和一系列不明身份的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随着战争的开始，业余通讯联系被禁止。这样一来像我这台个别的发报机很容易被发现。瑞士的探测技术手段远比波兰发达。

　　总动员以后，一队瑞土士兵，大约有30人，迁入我们房子上边一座废弃的木板房里，距离我们大约有200米，这种条件对于我的工作是不利的。

　　秘密警察局的官员到家里来过之后，赫尔曼和我在漆黑的夜里，把我们的发报机藏到“鼹鼠岗”下边茂密的森林里。我们在房子右手的森林里有一个良好的隐藏处，但是站岗的哨兵或许能够从木板房那里听见或者看见我们。下山既陡峭又没有道路，我们只能尽量轻轻地行动。把两个像唱机那么大的发报机在黑暗中埋藏在树根和灌木丛中，要花费艰难的劳动。我们爬行着，浑身浸透汗水，两只脚是湿的，双手也划破了，我们紧紧地抓住灌木再爬上来。

　　忽然，赫尔曼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轻点，赫尔曼，轻点，”我悄声对他说。

　　当他又能说话时，他告诉我：“用一叶肺，这可没那么简单。”这时我才知道，他在西班牙丧失了一叶肺。

　　我们必须考虑，官员的来访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令我们特别担心的是，赫尔曼持的是芬兰护照，我们仔细商议了，万一他被捕，我们应该怎样说。

　　次日清晨有两个陌生人沿着直通我们房子的小道走了下来。在远处我们就看见了他们。我们已经把发报机藏起来了，零件也不在屋里，我们不能让奥罗和孩子受到干扰。赫尔曼非常镇定地看着他们，我心想，他要说的话，一定会与我要说的话一样。

　　两个陌生人来到近处，原来是两个士兵。他们围着我们的房子转了一圈，多次停下来，不一会儿便又撤回去了。这是一次令人奇怪的，无法解释的行动。

　　几天以后我接到通知，说瑞士安全部门的什么人要在洛桑一家咖啡店与我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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