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36)_鲁特·维尔纳

三六

　　本来我以为，这种军事勋章只授予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在前线表现了特殊牺牲精神的人，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获得它。最初我颇为惊讶，慢慢地高兴起来，其中也夹杂着疑虑，人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我。

　　这天夜里以后，我在购物时遇见纳粹的妻子，她丈夫出差了。我们谈到严寒的天气，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谈到那些可爱的邻居。谈话中间她问我：“您的收音机是否常受干扰？昨天夜里又特别厉害！”

　　“我什么都未发现”，我回答说。“几点钟啊？”她说出时间。“这么晚我从来不听，早就睡下了。”

　　“我丈夫说，有人在我们附近发电报。他要想办法从星期五开始搜查我们的住宅区。到那时他会回来的。”

　　星期五以前我还有一次发报的机会。我仔细观察了一切。她丈夫确实未在家。我争分夺秒地迅速把留声机隐藏起来，把纸张烧掉。其实这没有多少用处。中断发报我会犯错误的。

　　发报时间临近了。楼上的纳粹家里漆黑。房子没有遭到搜查。这也是不正常的。照理他们早该测出这栋住宅的方位。接收是清晰的，工作时间相应地缩短了。我告知对方出于什么原因我未能发报，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可以收到回答。次日我把“留声机”发报机带到我们小组一个同志家里。

　　今天看来，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恰好在这个城市里，我的行动是轻率的。搬进来之前，不论找住房多么困难，我应该想到，在但泽的政治形势下，住在新住宅区里的主要是纳粹。

　　在这样的住宅区里，我也应该把发报时间放在深夜无人听收音机的时候。而为什么我在这种形势下还在自己住宅里发电报呢？诚然，我并不想威胁到别人。如果我把机器立即搬到我们小组一个成员家里，在那里架设天线，拍发电报，不是更好吗？我只需注意在去同志家的路上不被人盯梢即可。我也可以返回华沙，从那里发电报。我在把发报机带往但泽的路上，已经越过了政治界线。自然，检查是有的，但比我的做法，危险少得多。我总归是要把机器带回波兰的。也许我当时想不经中央允许便离开但泽。

　　当时我来不及想这么多，而是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今天的谨慎和经验对我当时的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今天我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强的反应能力。

　　中央的回答是星期四来的，反复传达了几次，因为我没有发报，并且无法证实已经收到。于是中央安排我返回波兰。

　　就这样，我又退掉了房子。

　　我们是1937年3月迁回波兰的，我在但泽大约停留了四个月，我们迁入另外一个郊区，距华沙有40分钟的公共汽车路程。地址是邮政总局斯科里莫夫，约阿斯卡别墅。又是一处带有森林花园的两户人家住房，上面一层未住人。

　　在这里我收到了中央的消息，那是在五月份，一位同志在华沙新世界大街街头一个特定地点与我见面。暗号是不必要的。

　　像历来一样，我按时到达那里。在每一次会面时我从未退到过一分钟。当时，即使是今天我也认为准时是地下工作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只是来回走了不长时间，然后我真感到不好意思，无法高兴地欢迎从我身旁走过的这个人，他就是我的上级领导，安德列同志。他是来实地检查我们的工作的，这是应该经常做的一件好事。

　　安德列同志在华沙停留了几天，他很喜欢我们把住房布置得这样好。他说，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定居方面用了这样少的经费。由于我们不知道在波兰能停留多长时间，所以我们未去商店购置家具，而是在一家木匠铺里买的未经加工的家具，罗尔夫把它们刷上漂亮的油漆。

　　安德列的来访，我感到如同一位好朋友的拜访，我满怀骄傲地让他看雅尼娜。我告诉他，恩斯特是孩子的父亲。

　　我们谈了我的工作，还一道去了但泽。

　　在途中安德列说，他不愿意只作为我的上级领导与我说话，而是作为朋友，如果我也这样看待，他将很高兴。他觉得我的脸上不再流露出那么多的快乐，像在莫斯科的学校里那样，那时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的快乐。问我是否因为与恩斯特分手而感到痛苦，问罗尔夫和我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我很佩服恩斯特，一直还在想念他，但我不想再回到他那里去。我也告诉他罗尔夫和我的处境。安德列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讲述这类事情的人。我补充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坏，我只是像所有活泼的人一样倒霉，这种人不同于静悄悄的人，一旦他不那么快乐时，便很容易被人发现。

　　他笑了，抓住我的双手说：“索尼娅，索尼娅。”后来他告诉我，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这也是局长要向我说的话。

　　相反，我却明白告诉他，我对自己的职业尚不熟悉，我感到很难跟上发报机组装方面的新发展，我很想去苏联再接受进一步的训练。

　　令我惊讶的是，安德列居然表示同意，让我到苏联去几个月，然后再返回波兰。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让奥罗住在我们家里，我不在家的时候，米沙和尼娜可以得到最好的照料。

　　安德列同志让我把他返程的时间报告给中央。这只是一条简短的消息。在华沙时，我在工作中采用的是电池，我记得是2乘120伏。我这天晚上组装发报机时，罗尔夫在屋里。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接通的，只记得我遭到强烈的电击，我大喊一声，却无法把手从电路上抽回来。罗尔夫立即断掉电路，他的脸变得苍白。我闻到烧焦的味道，拇指和食指显出漆黑的伤痕。最终我还是把发报机装好，可这天夜里一切都不顺手。接收机不断地发出嗡嗡声、刷刷声和噼啪作响，我听不懂对方的意思，对方同样也接不到我的消息。这一夜我只发出去四五十组数字。我尝试了几个小时却毫无结果。次日我向安德列同志汇报夜里的经历时，感到很难为情。他颇为不愉快地问道，如果我传递十分重要的事情时会怎样。

　　第二天夜里我终于成功地把消息传递过去，尽管也费了许多周折。

　　安德列向我告别之前说，是太阳黑子引起的环境干扰，到处的无线电通讯都受到阻碍，这个消息已经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我应该于1937年6月去莫斯科。我们把孩子和奥罗送到罗尔夫父母家那栋边境小木屋里。他们租住在那里邻居家的一栋房子里。每当我想到他的母亲和尼娜这个所谓孙女时，我便感到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欺骗，我不想长期隐瞒下去。但是罗尔夫却请求我，在这个困难的希特勒时代，不要给他母亲增添过多的烦恼。

　　从通信中可以看出，我去了英国伦敦并在那里得到一份苏联的签证，写在假护照上或者是写在一张单独的纸上的。

　　在苏联我逗留了三个月。

　　由于一年以后，即1938年夏天，在我被派往一个新的国家去之前，又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约同样多的时间，所以我很难把这两次停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所以我将不按时间顺序，而是同时叙述两次逗留期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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