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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我们在满洲,在奉天附近。天在下雨,我们走进村头一家小铺里。

  这村庄大约有20户人家。在小铺里可以买到香烟、豆油和空铁桶。后面的大炕上坐着三个士兵,其中一个在拉二胡。年纪大的掌柜靠在账桌上,两个机灵的小青年蹲在地上。

  在这里见到外国人是稀罕事情。我们被邀请坐在炕上。士兵是中国人,在为满洲国服兵役。他们问:“你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

  “我是德国人。”

  三个人都发表了一通自己的看法。“德国人脑瓜儿聪明。德国的枪最好。”“中国人只会吃饭和睡觉,却不会读书和写字。”

  我问道:“这附近有土匪吗?”

  “没有,现在高粱都割光了,那里藏不住红胡子。①你知道张作霖②从前也是土匪吗?”

  ①“红胡子”在满洲是对土匪的称呼。

  ②张作霖是从前控制奉天的将军。

  那个拉二胡的年长的士兵笑着说:“张作霖小的时候,还没长胡子便当上了红胡子,待他长了胡子,便成了一个大将军。”

  我接着问道:“可你们为日本人工作,这是为什么?你们喜欢他们吗?”

  大家都笑起来,说起话来既兴奋又杂乱无章。“日本人非常坏。我们袖子上戴一道杠,每月挣11个满洲银元,日本人戴一道杠,却挣60个银元。只要戴两道杠的日本人说一句:拿这个去,干那个去,戴两道杠的中国人立即便跳起来。日本人又肥又胖,走起路来这样。”

  年长的士兵把双腿作成罗圈样,下颌前伸,两个拳头撑在腰间,“中国人却是这样。”他弯下腰,用双手捂着面孔。

  那个20岁左右的年轻士兵说:“希望早日发生战争,到那时我们不会跟着日本人打仗,而是反对日本人。”

  “德国有许多土匪吗?”年长的士兵问道。

  “能读书写字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土匪,”年轻的士兵答道,他接着说:“满洲国现在就像英国占领的印度。”

  第三个士兵说:“你这位太太中国话说得真好,我祝贺你。”

  其他人点头称是。

  外面在下大雨,又打闪又打雷。

  年长的士兵问:“德国也有这个吗?”

  我回答说:“有这个,有雨也有太阳。”

  “跟我们这里是同一个太阳吗?也这么回?”

  “是的,太阳是同一个太阳,月亮也是同一个。”

  年轻士兵点头说:“我们大家同在一个圆圆的地球上。”

  * * *

  有一天令我大吃一惊,一个新来的纳粹,他是一家钢铁公司的代理人,其实是莱因洲一家兵器公司的代理商,他有意租下这个巨大别墅,我的小房子就是它的一部分。我的水和电都是从别墅里来的,他可以把两者都给我断掉,或者他只消说一声,他不喜欢我住在这里,房主马上就会解除我的租约。即使他不这样做,这个邻居也会让我不高兴。他搬进来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理由来拜访我,可我必须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必须过去。

  这位新房客坐在一间又大又冷的屋子里,别墅里有大约12个房间,他以一个旧派骑士的礼节迎接我。他是个贵族,50多岁,他的女人和四个孩子都留在德国。他的姓名我忘记了,我们称呼他“封·××先生”①。第一次谈话时我就肯定他从前是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现在是个纳粹,与希特勒相比,他更喜欢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封先生为他那古老的家族及其战争传统而感到骄傲。从他那彬彬有礼和妩媚可爱的举止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对排犹主义的,希望我无论如何也要在小房子里住下去。

  ①德国贵族姓前都加一个“封”。——译注

  “您不要因为我在这里而感到压抑,您要是搬走,我会感到伤心的。”封先生也不想规定一个计算电费的方法。“那几分钱的电费是不值得说的。”可我认为,让一个德国民族主义的贵族,为与苏联红军建立联系而在夜间消耗的电流付款,这简直是开玩笑。

  封先生和我在我们比邻相住的那段时间里,保持了一种良好的关系。

  他常说:“我佩服聪明,我喜欢活泼,比起这里那些德国小市民来,我更喜欢与您闲聊天。”

  封先生是个贪杯的人,有一次他请求我说:“邻居太太,如果您在什么地方遇见我,认为我喝够了,您就把我拖到家里来,好吗?”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德国俱乐部,但是我不愿意再到那里去。他坚持让我去。事后他把自己那一点都没贵族气的胖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说:“假如有哪个德国人敢于动您一根头发,您告诉我。”

  封先生在德国社团里是有影响的,这是因为他有地位,因为酒喝得多,不妨碍别人,还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人。我毫不费力地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德国商人的情况和与他有交往的日本人的情况。

  我之所以能够把他描述得这么详细,而游击队员们许多重要行动细节我却想不起来,是因为我还保持着一些信件。关于封先生我在给家里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由此可见,此人与内蒙古的头人有关系,他叫德旺,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我的邻居现在正在内蒙古拜访他,他想任命我的邻居做他的总顾问。他可能会放弃自己的钢铁公司,只跟这位头人工作。这位头人有这样一个计划:他希望由国家来收购和销售羊毛,现在是中国商人在蒙古私人收购,每200公斤羊毛,付给蒙古人一盏马灯;我的邻居要做他的中介入,把这些羊毛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德国。百分之五十的羊毛以货物形式偿付。这是一桩有趣的,非常了不起的事业。最为精彩的部分是,我的邻居需要一个女秘书,她必须“能说会道”,当然要跟他一同去头人那里,跟着他去旅行整个蒙古,处理全部有趣文件。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但是你们不必担心,总有一天要结束这种流浪汉生活,我不会答应干这种事情。

  * * *

  我敢肯定,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羊毛问题,我很想跟随他去两三个月,一定会很有趣。我记得我请示过中央,内蒙古和这样一个头人,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并非没有兴趣。但是这件事情落空了。

  在这段时间里,最令我高兴的事情,是米沙和他的成长。他那些聪明的,发人深思的问题,他的逻辑和观察能力,都是令人高兴的真正原因。

  当他1935年1月份在上海跟随罗尔夫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

  * * *

  尽管我从早忙到晚,还是非常惦念着我的大大小小的生活内容。不是享受,而是6点半钟就被闹钟唤醒,晚饭和中午饭都不需要在家里,打字时怀里不必坐着一个讨厌的孩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伤感问题,但愿只有这四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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