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27)_鲁特·维尔纳

二七

　　中央告诉我们说李是十分遵守诺言的人。中央给予他这样高的评价，肯定是有道理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一个人做出绝对正确评价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他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可靠性只有在危险中才能证明，一个可靠的同志即使在做了多年的有益工作之后也会变化的。诚然，人们不可以不信任自己的同事，这样什么工作都无法做，但是人们不应该只是尽可能详细地认识他们，而是应该一再地重新认识他们。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经常的联系，必要时甚至保持个人的联系。从中央这方面来说，道义上的支持对于在危险而孤立的工作中的同志是重要的，不论他多么坚强。尊重他的工作，肯定他的成绩，理解他个人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能忽略的。

　　一个另外的考虑。李从那些一起学习过的同伴那里知道多少其余的事情？真实姓名，他们出生的省份，他们有没有家庭，他们将要在哪里工作？对付叛变最可靠的方法，是让每一个人知道最必须的东西。的确，这是老生常谈，但具体的例子最有说服力，这是最基本的理论。

　　我们的游击队员应该把他们的活动集中在日本人控制的穿过满洲的铁路线上。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多次成功地破坏铁路网，使交通陷于瘫痪，尤其是他们曾多次使军车脱轨。游击队小组在增加，他们吸收了新队员，借以加强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的活动今日本人惊慌失措，这从新闻报道和日益强化的针对性措施中已经表现出来。

　　我们向中央汇报游击队小组的计划和执行任务的情况，拍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绪和事实的报道，通报新的，有趣的队员的情况。

　　另外，我们的游击队员小组并不是固定的单位，队员们作为工人、农民或者职员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集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要么进行训练，要么有组织地从事打击日本人的活动，即使这时也不总是全组出动，小组的实力只有领导人才知道。这种游击活动形式在当时是经常采用的。

　　除了指导各游击队小组之外，我们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筹措所需要的炸药。恩斯特和我去奉天或者别的城市的药铺和杂货铺，购买化学药品，它们本身并无危险，但配到一起便成为爆炸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购买硝酸铵（钾硝）。我们在一家店铺里打听过多次。恩斯特不会讲中国话，我只得跟他一同去，我们带着我的米沙，以便尽量给人一种和善的印象。硝酸铵是有的，可我拿不定主意是买一公斤或者更多些，其实这是农业上大量需要的物品。我请求买10磅，售货员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他拿来50公斤。太棒了，我们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在一辆马车上，运到我的住处。

　　假如我的记忆是对的，一公斤硝酸铵，加入百分之二十的糖或者铅粉或者高锰酸盐，放在一条火车铁轨上，可以充当炸药。这种药品，还有附加药品，也许是为了代替另外一种也并不难买到的原料，代替氯化钾，引爆硝酸铵用另外一种配方。同样我们买过硫磺、盐酸和其他的化学药品，它们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们把配方和制造炸药包的任务交给游击队小组来做。

　　为了把这些材料交给我们的游击队员，谨慎行事是十分必要的，而运输这些材料就更为困难。

　　我们最喜欢和最重要的一个同事，我们称他冯。他有一副北方中国人的魁梧身材。他给人以镇定与威严的印象。尽管他还年轻，在我们那些短促的接触中，我看出来他是一个沉着、和善、严肃的人，他的这种严肃中带有热心和尊敬。

　　我与冯的接头是在奉天和安东进行的，安东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在朝鲜边境附近，他在那里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始终身着中式服装。我不相信，除了一顶礼帽之外，他还有别的欧式服装。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冯像其他与我们来往的中国人一样，只讲中国话。我在上海的最后几年荒废了我的课程，忘掉了许多。读与写的水平都不好，我还不会利用中文辞典。可现在我们要指导游击队员，要传递他们的报告！我必须尽快地学些新的单词。为了能与中国同志互相交流，我递给他们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我掌握的单词，他们只能从这些词汇里选择单词写进他们的报告里。同样我也必须把中央或者恩斯特的指示，用这些有限的词汇表达出来。当然，这对于我加速学习是个很大的推动。每次我与这些同志接头时，在他所收到的纸条上，都会发现我已经记熟了的新单词。

　　致父母的信：

　　1934年9月28日

　　我每天都学习中文，和我的男仆比赛着学习写字，他每天下午去上课，这是一个可爱的、聪明的小伙子，我很愿意在他身上花时间和几角钱。为此，他给我烧非常可口的饭菜。学得越多，兴趣越大。我现在能写和读600个汉字。说的更多。超过2000汉字的人，已经是汉学家了，多数人都会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现在我的同乡们都有点替我担心了。

　　＊＊＊

　　我的奉天的语言教师，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痛恨日本侵略者的。他跟我熟悉一些以后才承认，由于他家里困难才给我来教课，因为我公司的信笺上印着“满洲国”的字样。这是日本人给这个国家取的名字，所有中国人都痛恨它。他感觉到我对中国有感情，有兴趣，但是这样的公司标志使我在中国人当中永远也不会赢得朋友。

　　我回答说，我也是因为需要才出来挣钱，不得不用满洲国这个名字，因为买我的书籍的顾客是日本人。

　　当我于1935年秋天离开中国时，我已经能读和写大约1000个中国字，说得还要多。米沙有许多中国朋友，他掌握了属于一个四岁孩子范围内的所有词汇。

　　中国语言不是由字母构成的，而是由词画构成的。由于复杂，对于外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学习的，人们既要说出这些词画，又要发出不同的音域。

　　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们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消息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同志们。中国人常常要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每次我与冯接头的时候，一看见他出现，我就很高兴。我们随便在哪条街上见面时，时间总是短促的，我和他以及别的同志，只能说上很少几句话。我几乎不了解他的情况，他也不了解我。一个局外人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呢？我们在同样的危险中，为同样的事业而工作。可危险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对于我们要大得多。有一次，与冯接头以后，突然拥来许多警察和占领军，街道被封锁起来，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举起胳膊站在那里。当我们的目光互相注视着对方时，我感觉到，除了危险之外，这种搜查方式是特别有害的，可冯尽管举起双手，却不失自己的尊严。

　　警察没有发现纸条，他们搜查的是武器。否则他们马上会辨认出来，这笔迹不是中国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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