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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戴高乐认为,法国必须制定独特的外交战略。他在《希望回忆录》里写道,他的宏图并不是要把法国从大西洋联盟中拉出来,而是要撤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要和东方集团,首先是和苏联建立一种“缓和、和解和合作”关系;条件成熟时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用强大的核力量把法国军队武装起来。戴高乐说,他决计“一步一步地”走,每一段路都同总的形势的演变结合起来,而不影响法国同其他国家的“传统友谊”。这就是戴高乐要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法国的独立核力量和在大西洋联盟中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戴高乐重掌政权后在马蒂尼翁大厦接待的第一个来客,是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因此麦克米伦是第一个正式听到戴高乐亲口阐明法国立场的人。戴高乐对麦克米伦说,法国下决心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应该成立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原子武器小组,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法国都应有权参与。戴高乐还提出北约组织也应该由美英法三国共同领导,而不是由美英构成的“两头领导”来掌握北约的领导权。

  1958年7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巴黎,他对戴高乐说,美国知道法国正在制造原子武器,与其法国花那么多钱自己去搞试验,不如由美国提供现成的原子武器,岂不是更好么?戴高乐回答说,假如美国肯卖,法国当然愿意买;但问题是,美国能够答应这些武器一旦卖给法国就完完全全、毫无限制地属于法国么?戴高乐的反问切中要害,杜勒斯没有办法正面回答。因为美国根本就不打算帮助法国拥有原子武器。这是双方心里都清楚的。杜勒斯来到巴黎的前两天,美国政府刚发布了新原子能法案,规定,美国只向已有“实质性进展的盟国”提供核技术资料。

  美国心目中“实质性进展的盟国”只有英国一家,法国并不在内。

  戴高乐对美英在北约的所谓“两头领导”的挑战,是在9月14日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信中正式提出的。戴高乐在信中说,鉴于法国在安全问题上承当的责任,它应当直接参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决策;而这类问题却只限于美英两家共同决定;随着原子武器的垄断权将不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更有理由加入北约的最高权力集团。戴高乐提出,联盟的领导权应该属于三家,否则,法国就不再为北约的发展负责,并根据条约的第十二条保留对北约进行改造或退出的权利。10月28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戴高乐的用意只在于指出,在涉及北约组织的事务上,英美法三国应该先举行磋商。但是,舆论界看得很清楚,戴高乐建议的核心,是要在北约理事会内确立一种“三头政治”的领导体制。

  美英先后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答复戴高乐说,美国承担的责任要比法国重得多,它要承担全球的责任;如果组成“三头领导体制”,又怎能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呢?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理由取得了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同年12月在北约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戴高乐的建议被否决。

  戴高乐一旦下了决心,就绝不会停步不前。1959年3月,他下令收回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从此这个舰队从北约撤出。6月,法国政府拒绝在法国领土上部署美国的核武器,除非这些武器的主权属于法国。

  9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赫鲁晓夫将访问美国之前来到西欧。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在巴黎进行了一次“摊牌”式的会谈。

  两位总统首先谈到了对苏联的战略问题。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不想挑起战争,迟早要和苏联达成一些协议。最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了苏联,不久,赫鲁晓夫要到美国来,美国的意图是竭尽全力同他们进行建设性谈判。从艾森豪威尔的话音里,戴高乐觉得,美国总统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美苏关系问题,似乎宇宙万物都要围着它转;在西方阵营中最重大的现实便是美国的现实,其他事物都只不过是次要的。

  对于美国总是要摆出西方“盟主”的架式,戴高乐一向怀有本能的抵触情绪。戴高乐说,美苏两家在军备上达成某种技术性的谅解,固然可以起促进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解决东西方关系中的一切问题;欧洲国家之间也应该在经济、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进行接触,其意义并不亚于美苏接近,东西欧之间加强交往倒可以切实地把“铁幕”一片一片地撕碎,逐渐地使扩充军备的狂热没有立足之地。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法国也打算邀请赫鲁晓夫来访,打算在实现全欧和解之前先在各种实际领域里实现法苏合作。

  艾森豪威尔把美苏关系问题放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戴高乐则强调欧洲,首先是法国的独特作用。

  戴高乐并不认为,只要美苏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不在话下,他让艾森豪威尔懂得,美国没有权利包办西方所有国家的对苏关系事务。

  艾森豪威尔把话题转向了核武器问题,他重提杜勒斯说过的话,美国可以向法国转让核机密,条件是法国同意美国享有控制权。

  戴高乐依然坚持:由法国自己掌握这些武器,才会接受转让。他进一步提出,法国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和苏联都拥有彼此相互威慑的手段,但它们各自的盟国却没有这种手段,一旦打起来,谁能保准这些原子弹不落在欧洲战场上呢?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无论从地理、政治、战略上看,法国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是以前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的。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法国那么不信任美国,居然怀疑美国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欧洲联在一起这样的事实。

  戴高乐反唇相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法国都是盟友,可是,法国不会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在法国经受了三年濒于灭亡边缘的战争考验之后才参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是在法国已被希特勒占领之后很久才卷进战争的。

  所以,一个国家可以“帮助”另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包办那个国家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国不能接受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的安排,在核武器方面也必须在英美法三个核国家直接合作的范围内协调原子弹的使用和控制。艾森豪威尔说,搞原子弹很费钱,法国根本不可能赶上苏联的水平,因此也就谈不上法国原子弹的威慑价值。戴高乐反驳说,至于原子弹的威力,只需要扔几个就足以把任何什么国家毁掉了,所以,法国只要有能够杀死敌人一次的原子弹就够了,到那时,敌人纵使有十倍多的手段也已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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