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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这部——《植物运动的能力》虽然写成了,而且受到了外界的好评,可是达尔文却衰老多了。现在他感到疲惫不堪,身体虚弱,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埃玛心里十分难过,她克制自己的感情,尽量设法安慰他,没有效果;跟他讨论专业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提不起他的兴趣;给他弹钢琴,还是不能提高他的情绪。埃玛自怨自艾,默默地想着:我比丈夫还大一岁,却仍旧十分健康。上帝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让他比我更健康一些呢!

  埃玛无可奈何,好不容易说服达尔文到格拉斯米尔去作一次访问。格拉斯米尔的好天气,莱道湖的绮丽风光,似乎驱散了他心灵上的沮丧和忧虑。在回来的路上,他坐在车子里,不时地转过身去,或者抬起头来,从不同的角度观赏远处的景色。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好像不减当年。

  回到唐恩村,达尔文又提起笔来想完成他最后的一本著作。前几年,一家出版商通知达尔文说,读者要求再版他早期有关火地岛和南美的地质学著作,书店打算发行合订本。达尔文感到很惊讶,他认为自己过去对地质学的贡献是微小的,原书已经出版35年了,现在竟还会被人们重视。出版商的通知使达尔文联想起早年写的《论土壤的形成》那篇论文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他注意收集别人发表的有关蚯蚓的生活习性,在唐恩村的花园里亲自做用蚯蚓改良土壤的实验。

  他在三儿子弗朗西斯的协助下,加强了对蚯蚓的研究。弗朗西斯还替他设计了一台小机器,供他从事那些无人看得上的烦琐实验。弗朗西斯由于受到父亲那种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的熏陶,后来也成了一个博物学家。

  为了争取时间,达尔文对蚯蚓的实验还在进行,就开始写作了。他希望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看懂他的书,所以老是提醒自己尽量不要写成学究式的论著。

  达尔文这个良好的愿望终于在他最后这部著作中实现了。1881年10月10日,《经过蚯蚓作用的土壤的形成》出版了。尽管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他还是详尽地讨论了人们十分熟悉的、却又常常忽视的小动物。它的结论极为广泛而新颖,又非常容易被人们了解,出版以后吸引了许多读者,成了青年们十分喜爱的书,销售量很大,连达尔文自己也感到惊奇。

  “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是这样多,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对自己的朋友、英国植物学家达伊尔说:“人们几乎用一种可笑的热情欢迎我那本书。”

  到了1881年夏天,达尔文的身体又支持不住了。但是,在达尔文的书架上、抽屉里,还塞满了很多的记录本和调查资料,其中有许多一定包含着其他伟大理论的萌芽。大自然还有很多的秘密等待着他去揭示;人类需要他再活10年20年,能够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增添更多的光彩夺目的篇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迫使他丢下已经开了头的另外一些研究工作,不允许他去进一步满足人类的要求了。

  埃玛的老经验——陪他去疗养或者观赏风景——再也不生效了,无论是去鹅斯瓦特,还是到派特德尔,都没有使他的健康明显好转。1882年春天,他时常感到胸部疼痛,同时脉搏也不正常,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感到不舒服。3月7日下午,他拄着一根铁包头的手杖,迈着蹒跚的步子,在离家不远的“沙径”上溜达。西沉的夕阳映在他的身上,面色格外发灰发黄,人影显得又细又长。他忽然感到胸部一阵剧痛,额上浸出几滴豆大的汗珠,只好在一个碎石堆上坐了下来。

  他的病情日见加重,卧床不起了,埃玛请来伦敦名医克拉克爵士替他治病。从前只要经过克拉克爵士诊治,他的健康状况总是比较明显地好转。这虽然同克拉克的医术高明有关,但也是同他那种不惜一切为病人服务的精神和叫人愉快的感化力量分不开的。达尔文常常从克拉克爵士所表现的亲切友好的态度中感到衷心的喜悦,得到巨大的鼓舞。这次克拉克从伦敦专程赶来给他治病,并且表示可以随叫随到。

  埃玛在教区牧师面前祷告:“要是上帝能够让我承担查理的痛苦,那该多好啊,上帝要是能够让我死而把他放过去,那就更好了。”

  4月15日,星期六,儿子和女儿们都回到了家中,达尔文要求起来和全家人一起就餐。埃玛扶着他来到圆桌前,挨着刚满一岁的孙儿小伊拉兹马斯母子坐下。吃饭间,达尔文再也坐不住了,埃玛急忙扶着他坐到沙发上去休息,他又是一阵眩晕。

  18日,他感到病情有些好转,很想了解儿子正在进行的实验情况。夜间,达尔文昏迷了!全家呼喊,啼哭,抢救,好不容易使他苏醒过来了。他拉着埃玛的手说:“我一点也不怕死。我死以后,你要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出版我那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还要继续资助《植物名汇》的出版工作”可怕的翻胃打断了他的嘱咐,埃玛不停地劝说:“亲爱的,安静些,等一等再说吧。”

  呕吐在继续,女仆老贝西流着眼泪打扫吐在地板上的粘液和少量没有消化的食物。“谢谢,老贝西!”

  达尔文又对埃玛说,“她已经在我们家里干了30年了,在她退休的时候要送给她一幢小房子,每周养老金至少要10先令。”

  “你的遗嘱里都写过了,”埃玛不停地流着泪说。

  “亲爱的,放心吧,我们会按照你的遗嘱办理的。”

  “好好”达尔文合上了眼,又昏迷过去了。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4月19日凌晨4点,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3岁。

  从世界各地发来唁电唁函,沉痛悼念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

  4月26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达尔文的葬礼。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教会一直是他的死对头,是对他最严厉的抨击者,而这时候竟也承认达尔文是一个教民。在朗读了好像给一位国王的葬礼增添光彩的悼词以后,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的墓并排在一起,并且距离他的好友和导师赖尔的坟墓只有几英尺远。他们共同享受着英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达尔文作为一个不断追求真理并且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大科学家,从此受到了人们的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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