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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2.胡克

  胡克比达尔文小8岁,他是植物学家、基由皇家植物园园长的儿子。

  他头脑十分敏锐,具有高度的总结才能,是一位最不知疲累的科学工作者。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在1839年。1843年作为博物学家去南极探险的胡克归来不久,便收到了达尔文的一封信。达尔文在信中祝贺胡克“从那漫长而光荣的航行平安归来”。共同的工作和利益使达尔文和胡克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达尔文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胡克是唯一在唐恩一呆就是几天,而有时一呆就是几个星期的客人。他善于使达尔文感到毫无拘束。

  胡克经常带着自己的著作来,并独立地从事研究。吃完早饭,达尔文把他请到自己的工作室里,和他呆上半个小时,从他那里“吸收”一些有关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方面的问题的资料,这些问题都是达尔文在钻研“物种”时积累和记录下来的,目的是征求一下胡克这个专家的意见。他还把自己的工作进程告诉胡克。然后他们就分手,直到每天沿着沙径散步的那个时候再见面。这种散步是达尔文站在胡克住的房间的窗户下专门邀请他去的。他们向前穿过花园,在那里看一看达尔文进行的某项试验的情况,以后又走了沙径,沿着沙径走完规定的圈数。他们在这里回忆各自航行中的经历,谈起老朋友们,交谈那些把他们的想象力带到远方的书籍的事物。

  如果达尔文感觉身体很好,那么在散步后,他就同全家共进午餐;有时他索性坐在餐室里,同家人谈天或听音乐,而埃玛是一个顶好的女音乐家。

  3.物种理论的概要

  《珊瑚礁》一书出版后,达尔文在1842年秋着手撰写他在“比格尔”

  号旅行时访问过的火山岛的地质方面的著作——《“比格尔”号地质学》第二卷。

  1842—1844年,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物种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不管1842年《概要》的思想和为了证明理论而指出的事实多么丰富,但还只不过是未来著作最初的提要或草稿。它不应当停留在这种粗糙的、不便于读者阅读的样子上。因此,达尔文考虑到他复杂的理论只能从深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获得成功,认为有条理地和更全面地陈述自己的理论对他本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他写了新的概要,其分量比1842年《概要》大约增加了三倍,并且仔细地进行了誊正。特别是扩大了有关自然选择和生物的地理分布那几节。在写完这部著作之后,他明白了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虽然他的理论面临各种困难,但他越来越相信它的正确性。

  他认为,有威望的博物学家接受这个理论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但他同时也感觉到,他的结论与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和看法相距甚远,他的进化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现在出版自己的概要,他就会孤立无援。

  在1844年《概要》中,达尔文指出,虽然遗传性广泛地传开了,但是它的问题是复杂的;并不是生物在一生中所获得的一切都能遗传下来。例如,由于疾病影响而造成的残废和结构上的突然变化是不会遗传的。有一些类型,遗传倾向在加剧(垂紫杉),另一些类型在减弱(垂柳)。他接着指出了由人类选择种畜的重要性和隔离的意义,即防止同不良的个体和品种进行交配的作用。他还指出了采用选择的实际操作者在工作中的困难和细微之处,指出了在很多代期间进行育种的必要性。

  他强调指出,人不会创造出各种变化,只会把“自然界恩赐的礼品”合并和联合在一起。除了达尔文生活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系统选择以外,他还详细地叙述了人类在成千上万年间进行的“不自觉的选择”。他在这方面引证了对野蛮人部族的观察,包括对火地岛人的观察。他把对“物种起源”起的某种作用也归之于杂交过程的本身。

  有趣的是,他在了解大量实用文献以后,能够很准确地把当时实践家所共知的两个外形截然不同的种族或品种在第一代和以后各代杂交的结果总结为一定的公式:“如果使两个外形截然不同的种族彼此进行杂交,那么其后代的第一代多少有点像双亲中的某一个,或者完全具有介乎二者之间的外貌,或者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的性状。第二代和以后几代,在一些个体同另一些个体相比较时,其外形往往发生急剧的变化,其中很多代几乎又回到它们的始祖的形态。”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句话如此准确地总结出经过五十多年后才由遗传学建立起来的那些规律性。遗传学是从许多有系统地进行的实验中发展起来的。

  达尔文在专门叙述动物地理学的那一章中,关于把陆地分成两个、三个和四个动物地理区理论同样是相当出色的。

  达尔文正是在1844年《概要》中说出了与众不同的思想,这就是冰川时期对于说明各个不同山峰上的高山植物区系断断续续的分布情况,对于说明它们同北极植物区系有相似之处,具有很大的意义。

  所有这些例子表明,1844年《概要》的作者具有远见卓识和高度的洞察力。《概要》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达尔文总的特点是把他对待科学的审慎态度,同他的勇往直前、敢攀高峰、丰富而又严谨的科学想象力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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