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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二


  这并未止住威尔逊爵士——尽管希特勒“不耐烦地叫喊着,还打着讨厌的手势”——他让翻译施密特继续将张伯伦的信读完,当施密特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希特勒一跃而起,朝门边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说也无用。”

  “这种情景是很特别的”,施密特回忆说,“尤其是,当他走到门口时,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无礼,又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让施密特将信读完。此时,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场合他如此愤怒,译员施密特从未见过。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鬼一般,对土耳其人,人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到10月1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48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

  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德军将于10月1日占领苏台德。

  当日下午的愤怒一直延至当晚——且延至到了体育馆。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词,满口喷毒。他的主攻对象是贝奈斯。“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贝奈斯先生的问题!”一心想毁灭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是他;让他的国家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还是他。“他现在掌管大权,和还是战!要不是现在就接受我们的条件,最终将自由归还给日耳曼人,否则,我们将自行取得这种自由!”全体日耳曼人——“与1918年时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了!”——都与他团结一致。“我们的决心已下!让贝奈斯先生选择吧!”

  希特勒刚坐下,戈培尔便跳了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1918年永不会再重复!”这句话一出,元首又站了起来。他右手猛击讲台,喊了一声“不错!”重又坐下。他的头发沾着汗水搭拉到前额——他精疲力尽了。

  他的谈话使抱有和平希望的人士绝望了。在伦敦,工人们在白金汉宫附近挖掘战壕;还贴出了提防空袭的宣传画。罗斯福的私交布里特大使从巴黎打电话至华盛顿说:“我认为,从星期五午夜起,百分之九十五是战。”美国总统从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口中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忙致电希特勒(两天中的第二封),呼吁继续进行谈判。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两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施密特译得很慢,且抑扬顿挫,目的是要让希特勒掌握其主要之点:“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末,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作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全在打仗了。”

  威尔逊想继续谈下去,汉德逊忙示意他不必。在告别前,威尔逊爵士与元首单独呆了片刻。他重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灾难。“我设法叫那些捷克人清醒清醒。”他保证说。

  “这我是欢迎的。”希特勒说。他再次强调,英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那样的好友。

  昨晚,尽管体育馆内的群众热情洋溢,但据威廉·希拉(站在阳台上广播)在日记中说,体育馆内未出现战争狂热,“群众很和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星期三下午快到黄昏时,一师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城。下班的人们不但没有欢呼,且大都遁入地铁,少数未下地铁者,也只默默地看着。这再次说明未出现战争狂热。

  魏德曼上尉也注意到了公众缺乏热情的情况。当步入总理府时,他大声说:“外边简直像是在送葬!”“嘘!”一副官小声说,“他就坐在窗前。”希特勒看着队伍,沉思着。后来,有人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向张伯伦发出一份照会——就他而言,这是一份妥协照会。

  在远较德国未作战争准备的英国,张伯伦首相正准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英国,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怨声日高,而他自己也受怀疑的折磨。上午8时,就在他走上讲台前——与宣布英国舰队总动员的同时——他说:“我到处乱走,步履蹒跚。”接着,他公开暴露了他的恐惧:“多么恐怖,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可置信!只是因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土上,在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口角,我们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个业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口角,竟成为战争的话柄,这更不可能!”接着,他便告诫人们为作出更大的让步作好准备。“在我心灵深处,我是爱和平的。在我看来,国家间动干戈,是个梦魇;但是,一旦我确信某个国家已下定决心用武力独霸世界时,我觉得,我们便应抵抗。在这种统治下,相信自由的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战争确是可怕的,在走上战争道路前,我们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必须是在千钧一发时才能交战。”

  两小时后,希特勒的信到了——这便提高了首相的希望。

  与通常一样,这封信一开头便破口大骂捷克人;之后,它便闪烁其词地建议,让张伯伦继续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在处于绝望中的张伯伦看来,差距似乎缩小了。

  他于是便匆忙草拟了一份答复,请求再次与元首会见。“本人深信,我们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不相信只是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多耽搁几天,您便愿意承担发动一场可能会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接着,首相又草拟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吁告诉了他。”本人相信,阁下将通知德国总理,您愿意充当代表,并敦促他接受本人之建议,因为本建议将令各国人民不致发生战争。”于是,他重新怀着希望,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准备次日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稿——这也是希特勒最后通牒到期的一天。

  9月28日,星期三,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机的核心地区柏林,这天是在狂乱中开始的。早晨8时,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便打电话给威兹萨克,紧急求见元首,说要提出新建议。威兹萨克急忙赶至凯撒霍夫旅馆——他的上司住在那里。然而,“由于自己的一手有可能遭到破坏,且是巴黎搞的”,里宾特洛甫便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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