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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


  冲锋队之失便是希姆莱之得。在玛肯森的备忘录抵达诺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将党卫军晋升为一独立组织,允许它组织武装队伍。这对军方是个沉重打击。军队曾以其荣誉批准血洗冲锋队,结果却又碰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丧失了许多最炽烈的党员即冲锋队里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明白,我们丧失了一切”,海因·卢克说(海因·卢克后来成了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奥托·斯柯茨尼突击队的中尉,颇受信任),“我们睡在厨房里席子上,次日我们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钱的方牛肉块作早餐。”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卢克被捕20次,而他的经历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到头来,说明白点儿,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的是个新社会,但是呢,我们却突然发现,反动派原来在我们这边。万岁!爱国主义!不再搞什么革命了。6月30日是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运动现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像卢克那样的人们,他们坚信,罗姆不过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会主义上去罢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在自己的营垒内造出了真正的敌人。就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作为人的希特勒已经完蛋了。”

  另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维尔纳·诺曼,也丢掉了幻想,且大为恼怒。他后来虽然当上了戈培尔的私人秘书,但这一切他是不会忘记的。“罗姆事件”,不久前他说,“对第三帝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首次目无法纪的非法行为,是获国防军批准,获全国的国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这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非法行径,但谁也未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勿再发展’。连教会也不吱声。而这些人都不能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端,此后便无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来是处于受欢迎的顶峰时,在他自己的营垒内却存在着一条痛苦的深痕。数以万计的最活跃的纳粹分子将永远忘不了那个耻辱的周末。那些觉得受到希特勒出卖的冲锋队领导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战争状态。几星期后,他们对党卫军所怀的敌意公开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鲁士霍夫的餐厅里。当时,维克多·卢泽和约20个冲锋队员及3名党卫军司令在那里喝啤酒。“总有一天”,冲锋队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6月29日的非正义的武断行动之仇是要报的。”卢泽公开威胁说,怂恿罗姆的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

  “究竟是谁在埋头干所谓罗姆干过的事情?是冲锋队吗?这些兽行不是冲锋队的杰作,至少,不是冲锋队单独干的。另一方要坏得多。要我给你姓名吗?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来!”有个党卫军的人想让酒醉的卢泽安静下来,但他却还在说,“我要说,就是明天被开除或送进集中营,我也要说!”

  §(6)

  一月前,早在他之失败的意大利之行期间,元首曾向墨索里尼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这是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将他自己的家乡“联合”进德国以建立大德国是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他作这这个许诺,他自己的党卫军并未停止向奥地利的纳粹提供金钱和道义援助。奥地利纳粹分子搞的是恐怖活动,用德国炸药炸毁铁路和电站,用德国的武器谋杀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子矮小的陶尔斐斯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独裁的反动派。他用终止议会政府的手段反击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年早些时候,陶尔斐斯镇压了左派的起义,对占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大楼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炮击,直至他们投降。那时以来,他便集中精力消灭当地的纳粹。由于墨索里尼曾保证遏制希特勒,不让他进行报复,陶尔斐斯对纳粹的镇压便火上加油。

  在罗姆事件后,传说纷纭。奥地利的纳粹也许就是在传说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动的。更有可能的是,这是希特勒批准的,虽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管如何,他们突然于6月25日发动起义,其代号是“夏天节日行动”。中午时分,150名身穿奥军军服的纳粹突击队冲进位于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企图逮捕陶尔斐斯及其诸顾问。但由于走漏了风声,内阁成员除两人外全部脱逃,但勇敢的陶尔斐斯却留了下来。他喉咙中弹,子弹是在6英寸距离外射出的。正当他躺在血泊中无人理睬时,其他叛乱分子则在电台广播了他已辞职的谎言。

  起义的消息传到柏林后,受到了军官们的欢迎。德国新闻局草拟了一份声明,声明大意说,人民正义凛然地进行了起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了。身在奥地利的德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监禁者和行刑者。”当时正在白莱特参加瓦格纳庆典的希特勒,听到消息后,初则假装无动于衷,后来,到下午,他则担心起义可能会带来的反响。墨索里尼是否会怀疑他自食品言,并动用品优势兵力?(事实是,墨索里尼怒不可遏。这不但是因为希特勒自食品言,而且还有私人的原因:陶尔斐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正在他家里作客,陶尔斐斯性命垂危的噩耗要由他转告她)。当晚,希特勒与瓦格纳的家属出现在他的包厢里,观看《莱茵河之金》的演出。但他是否看得开心,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躲在客厅里听电话的绍勃和布鲁克纳老在他耳朵旁传达公报的内容,有份公报使他不安:墨索里尼已下令在边境上集结步兵和飞机,以执行其援助奥地利的许诺。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事态已经明朗:维也纳起义正趋于失败。希特勒回到瓦格纳家中时,年轻的弗里德林发现他“坐立不安”,说话也有点儿前言不对后语。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赶往附近的演员餐馆,与名人混在一起,创造这样一种印象:奥地利纳粹之失败与他完全无关。

  当晚晚些时候,柏林传来消息说,陶尔斐斯总理已于下午6时逝世,但叛乱已被迫息。希特勒连忙打电话至威廉大街,向国务秘书勃劳询问详情。勃劳回答说,德国驻奥地利代表里特公使正在谈判,要求将被捕的凶手安全地运到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喊道,里特为何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此事与他毫不相干。晚11时,元首再次打电话给勃劳,进一步了解被逮捕的起义者的情况。“帝国总理”,勃劳在官方的备忘录中写道,“回答说,可将被驱逐出境的密谋者看管起来,然后再转至某个集中营。”

  希特勒走投无路,只好求助巴本(不久前因在他家里抓人而使他蒙受耻辱),请他撤换里特。巴本不同意,但希特勒坚持己见,还用爱国主义的名义向他祈求。巴本至少也可面谈此事嘛。为何就不能乘坐元首的专机飞往白莱特呢?巴本抗不过元首的一再坚持,于次日上午与他的儿子一起从坦贝尔霍夫机场起飞。南飞途中,巴本心烦意乱。这么多人,希特勒为何单单找他?是因为他曾反对奥地利地下纳粹的恐怖活动呢,还是因为陶尔斐斯与他是私交?抵达后,巴本发现元首“烦躁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断谴责奥地利纳粹党的愚蠢和鲁莽,竟把他牵扯进如此可拍的局势里。”开始,希特勒拒绝了巴本的接受条件:解除他派的人任奥地利纳粹党指导员的职务。但是,当巴本提出,“他和我”之间作出选择时,希特勒让步了。巴本接受了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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