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20)

二〇

　　※第三章 “欢喜若狂”

　　1913.5—1918.12

　　§（1）

　　他下了维也纳开来的火车，爬上楼梯，走进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区。打从第一分钟起，巴伐利亚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缩也纳听惯了多种语言的嘈杂声后，连人们的说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我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那时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洗涤过的空气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5月25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楼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从我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小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比爱其他城市要深得多。这是个德国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痴地漫步了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施莱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从科尼斯广场走过的。那普洛皮兰大拱形建筑，以及远处的广场令他目瞪口呆。之后，他可能是沿着布林恩纳大街走去，来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酿酒厂，即罗仑酿酒厂。这里正是施霍宾区，即学生区的边缘，施莱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过两幢房子后，他便来到34号——这是波普缝衣铺。该店的窗口贴出一张手写的告示：“有房出租，设备齐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这张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楼。波普太太引他进房，房内有床一张，桌子、沙发、椅子各一只。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之石板画。“这青年与我很快便达成协议”，波普太太回忆说。“他说这房子很合用，还付了预租金。”她让他填一张登记表。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筑画师，来自维也纳。”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他在某地拣来的画架，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我便见他画好了两幅画，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此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但是，现实却从未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来，想靠绘画谋生，这里更难，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其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4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属古典派，与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术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之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于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施霍宾，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

　　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在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诗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斯瓦尔德·史宾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声名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本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皆大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之精神，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106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时人称他列宁。10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也布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轻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内的波希米亚主义多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刚劲有力。

　　在这个富饶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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