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而是风(44)

四四

　　劳伦斯非常虚弱，我们想去不太远的主岛去。于是我们向土伦进发。土伦是个生机勃勃的港口，那里有许多船、水手和商店，是真正水手们的商店，有用贝壳装饰的箱子、贝壳做的船、科西嘉出产的长刀等。

　　我们在土伦附近邦多勒的博里瓦日旅馆过冬。旅馆建在海边，是普罗旺斯地区独特的、服务态度好、居住舒服、向阳的旅馆。我们的生活完全和海关官员卢梭描写的那种《靠租金生活的人》的生活相似。早上，劳伦斯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三色堇》。然后我们去海边的咖啡店喝午饭前的开胃饮料。我们记住了这里所有的狗。我们看归港的渔船、和在海边沙滩上银光灿灿的沙丁鱼堆。这个冬天，劳伦斯的健康恢复很好。他吃完午饭，到海边看打“勃奇亚”的人。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融进了这个欢腾热闹的小城市的生活中。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土伦。我们看到了黑人士兵，也去看了马戏。在邦多勒度过的整个冬天是轻松愉快的。

　　后来，赫胥黎一家也来了。他们在对岸的萨纳利找到了一处房子。一天我们都在博里瓦日的向阳的饭馆里坐着时，劳伦斯对玛利亚说，“不对，玛利亚，假如你真是非常富有的话，我们就不会这么融洽。”

　　到了春天，我们从马赛到了西班牙——先到巴塞罗那，从那里再去马略卡。马略卡还没有失去它的深邃。在海上遥远的水平线上，非洲大陆隐约可见。

　　我们的旅馆在小海湾边。每天阳光和煦、精神舒畅。我们始终注意不让劳伦斯累着。在岛上各处走。当太阳最热时，我洗海水浴，或攀上岩石，一个人悠闲地俯看海湾。一天我在瞭望四方时，看见一个西班牙军官骑着骏马在眺望大海。他干扰了我的个人天地，我迅速披上浴衣要回家。我往海藻堆上跳，海藻内部是空的，它下边是岩石。这样，我的踝骨就象挨了枪子儿一样，挫坏了，疼得我一拐一拐的。这时，军官骑马赶到，把朝气挺拔的马让给我。当时，我想，这是一段多么浪漫的遭遇呀。由于脚踝太疼，我怎么也上不去那匹精神抖擞的马。我索性让他别管我。

　　后来，劳伦斯来了。他让两个年轻人用车把我送回旅馆。

　　脚踝不痛了，而骨头折了。

　　我按照劳伦斯的意图，到伦敦去为他开画展。到伦敦时看到写有他名字的华丽的旗帜飘扬在瓦伦美术馆外。在美术馆优雅的陈列室里，他的画看上去有几分野气，有股扑面的感觉。他那为数不多的画引起了那么大的震动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在梅林达别墅的空荡、朴素的房间里看它时，他不理解这些绘画的力量。就像是塔斯卡尼给了它生命一样，它在那里极其自然地产生出来。使我大为吃惊。不久，警察来了，为了破坏这个展览，把他的画都送进了马可·波罗街警察局的地下室。我想到画在肯定阴凉潮湿的地下室里要被搞坏，急得不得了。后来经过斗争，画给救出来了。

　　这期间，劳伦斯病卧在佛罗伦萨。由于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攻击和画展受到禁止，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奥廖利悲观地打来电报。我迅即赶往佛罗伦萨。脚踝还未全好，还在痛，我又想到见到劳伦斯时会怎么样，心情难以平静。后来听奥廖利说，他看了我要回来的电报后说，“弗莉达回来后要说什么？”劳伦斯回答道，“盆里不是有桃吗？她肯定说，‘呀，看上去真好吃。’肯定去抓。”确实如此。和劳伦斯见面后，我看他“她终于回来了”的放心的目光，一时感到了长途跋涉的干渴，就吃了桃子。

　　我和他在一起，他的病很快就见好。不过，听奥廖利说，他来时，劳伦斯象死人那样，头和胳膊耷拉出床外，把他吓了一大跳。

　　我们为了避开佛罗伦萨的酷暑，去了附近的特格伦泽，马克斯·莫尔也住那里。我们在那里租了一处简陋的平民房。那时正是秋天。劳伦斯悠闲地休养着。我妹妹埃尔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来探望。当只有阿尔弗雷德·韦伯一人在场时，劳伦斯对他说，“喂，苹果树的叶子纷纷落下了吧。树叶想落时，就得让它们随便落。”马克斯·莫尔从慕尼黑带来几个医生。但是，药品对劳伦斯一点也不见效。他的身体太脆弱，太敏感。我记得这可能是最后阶段的每个秋夜。我通宵聆听着越过敞开窗户传来的他的呼吸声。猫头鹰在外边核桃树上发出不祥的啼声。在黎明蒙胧的光线下往他屋里看，就像只有放在他床边地板上的龙胆花束是屋内唯一的活物似的。然而，他又恢复了。因此，马克斯·莫尔和我又陪着他赶紧上邦多勒方向出发。

　　从住进梅林达别墅以来，我们就像只为他的健康而活着的。我们认为，瑞士和大海对他养病最有利。他不信任何医生，任何疗法，他说，“我比任何医生都更了解我自己。”他的生活成了为争取健康的不断斗争。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他开始站在这个斗争上。他的精神使那不灭的花一直开到结束。他的愿望之一是就每个大陆写一本小说。非洲和亚洲还没有写。他的壮志终究未酬。我的一位印第安人朋友说，“为什么劳伦斯没有把全世界的事都写出来？他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呀。”在看《迷途的姑娘》时，他说，“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我想知道这些人一直到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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