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39)_虚阁网

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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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稍微平复后，毕加索又拿出了自己各个时期的得意作品给张大千夫妇观赏。张大千每发表一句评论，毕加索都迫不及待地要翻译马上说给他听。两位老人的目光常常长久地对视着，那一份默契，真可称得上是心心相印。

　　一直没有说话的徐雯波指着一幅古怪的人头像，轻声问毕加索：“这是什么？”

　　“西班牙牧神像。”毕加索又反问了一句，“你喜欢它吗？”

　　“非常喜欢。”

　　毕加索顺手将这幅画放在一边。

　　这时，雅克琳已经把午餐做好了，她的手艺得到了中国客人的好评。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毕加索邀张大千夫妇到他的花园里散步，他敏捷地走到一丛花旁，摘下一朵朵鲜花，向张大千掷去。张大千也报之以琼瑶。顷刻，花园里展开了一场“鲜花大战”。每击中一朵，两位老人的嘴里都发出儿童般喜悦的喉音：“哦，哦。”

　　一个记者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花园内，这大大地扫了毕加索的兴，他烦躁地猛扬手：“你走，你快走！”记者磨蹭着，嬉笑着，就是赖着不走。毕加索又要下逐客令了，忽然瞥见张夫人很有意思地盯住了记者的相机。对女性的细心是他的特长，他走过去问道：“你想照相吗？”

　　“是的，我们不容易来，我想拍张照留个纪念，如果允许的话。”

　　“那当然。”毕加索又对着记者喊道：“你还不快来！”

　　记者受宠若惊，连忙调好镜头，按下了快门。照片上，毕加索很客气地让张大千居中，他的右边是徐雯波，毕加索则站在左边。后面是茂密的树林和花丛，两侧是毕加索的儿童雕塑，生动有趣。

　　相见时难别亦难。毕加索摊开他特意另放的那幅《西班牙牧神像》，按照中国画的习惯，题上：

　　赠张大千

　　毕加索56.7.28

　　毕加索前所未有地送客出门。

　　他拥抱着张大千，并在他背上轻轻一拍；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屋里走去。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佛教云：“一默如雷。”张大千望着毕加索消隐在门内的宽厚的背影，感觉到天空在急剧地倾斜。

　　第二天，张大千和毕加索会晤的消息就在巴黎各大报纸的显要版面上金鸣玉振，继而成为世界艺术的焦点。美术评论家认为：“毕加索和张大千这两位分据东西画坛的巨子的历史性会晤，昭示近代美术界东西方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实际上，这种影响与调和早已发生在毕加索、马蒂斯、张大千等大师们的作品里。

　　张大千接待了一位奇怪的画商，他想收购毕加索赠给张大千的那幅画，海口一开就是15万美金。张大千以牙还牙，铁嘴一张：“不卖！”来者只好悻悻而归。于是，那幅画便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是毕加索当场为张大千画的像，根据是像上人头的下巴胡子拉碴的。张大千和夫人开玩笑：“你选的好画，怪物竟成我了！”徐雯波俏皮地回答：“那是神呢，你没有吃亏。”

　　这几天，张大千一直在构思着回赠一幅怎样的画给毕加索。他的耳边又响起毕加索那句闻之令人欷歔的话语：“中国的墨竹兰花，我是永远画不了的啦。”他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站在画桌前，拿起了那枝心爱的大毫。不多时，一幅秀洁清明的墨竹就跃然纸上。右边的空白处写着：

　　毕加索画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

　　他把印章盖在署名的左侧，用力按了几按。这是中国画的最后一道工序。

　　恰巧潘玉良来了。她听说这幅墨竹是送给毕加索的，有些诧异：“您的绝技是画荷呢。”张大千沉默了良久，才动情地说道：

　　“竹是中国的岁寒四君子之一，我想以此象征我和毕加索先生的君子情谊。再有，那天我看毕加索先生作的中国画，他的笔法和墨意还不够到位，而墨竹恰好能表现这一点。你看，我特意画了不同的两竿墨竹，不仅可以看出墨的浓淡明暗，以及过渡的中间色，还可辨出前后和虚实。右边的浓些，枝叶向上：“左边的淡些，枝叶向下，错落有致，层次一目了然。右边的竿嫩，节小但肥滑；左边的竿老，节大却硬瘦，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书画笔法的韵致和意境。我想，毕加索先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潘玉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她既为张大千与毕加索的赤诚之交所感动，又对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充满了良好的祝愿和无限的信心。这位曾经做过青楼女子的优秀画家，人世间所能尝到的嘲讽、诟骂、侮辱，她都遍尝了；风尘中所要忍受的坎坷、困挫、不幸，她都受够了。但顽强的意志和对艺术的执着精神挽救了她，她没有零落成泥碾作尘，而是师从刘海粟、张大千等一代宗师，沐浴欧风美雨，终于成为怒放艺坛的一枝奇葩。

　　从张大千的寓舍走回去，老人那情真意切、笃于艺事的风神气度拂之不去。潘玉良决心为老师塑一尊像。其实，这是她20年前的夙愿了，可这一次却来得十分的强烈，不可抗拒。1958年8月，雕塑《张大千头像》在巴黎多乐赛画廊展出，立即被法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与雕塑大师罗丹、布尔代尔的作品比肩而立。也就在这一年，张大千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并授予金质奖章　。

　　毕加索把张大千的“墨竹”看得很重，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地手揣心摹，每有悟觉，辄沾沾自喜，不日即把虚实明暗那套“鬼把戏”弄得精通。6年后的一天，毕加索到某餐馆宴客，当他得晓这家名叫“大观园”的餐馆是由一位中国声乐家费曼尔女士主持时，他饶有兴趣地问她知不知道张大千其人。费曼尔女士笑着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是我的义兄，他不久又要来巴黎了，肯定会到这儿看我的。”

　　毕加索一听愕然，复欣然。他敏感到再次相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在餐桌上绘了一幅中国画《草上刀螂》赠给费曼尔。费曼尔为了招揽顾客，将毕加索的赠画烧绘在一些餐具上。不过两月，张大千果然来到“大观园”，他看到了餐具上毕加索的手迹，高兴地说：“他的画风虽仍袭白石老人，但已尽得中国绘画神韵，毕加索的中国画技艺大进矣。”随后，他也提笔画了两幅，让义妹如法炮制。“大观园”的餐具都成了艺术珍品，从此生意大大兴隆起来。毕加索与张大千的神交面晤也在艺术史上频添佳话。

　　1966年，毕加索收到了张大千家人从南美巴西捎来的两支毛笔。自从张大千许诺要为毕加索“想想办法”以后，“笔”就成了张大千的一桩心事。他找到了巴西的一位西班牙籍牧场主，从他的2500头三岁口牛的5000只耳朵中选拣出了仅够做8支笔的毛，著名的东京神田玉川堂笔店接受了这批特殊的定货。这8支笔，他自己留了2支，除2支送给毕加索外，张大千还送了2支给国内的好友谢稚柳先生，另2支焚化在台湾书画家梁寒操先生的墓前，令人肃然而起伯牙摔琴、武士挂剑的悲壮之情。

　　毕加索与张大千的会晤，绝不仅仅是两个画家的普通寒暄，它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东西文化交流。送画赠笔，使胡越翻为肝胆，天堑变成通途，人类艺术的浩浩天空，渐渐拂去了隔绝的乌云和迷乱的浮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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