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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罗兹达走后,弗朗索瓦十分空虚,她谈了一个男朋友。不久男朋友又抛弃了她,她一气之下,退学在家。这一招惹恼了父亲,她被赶出家门,不得不寄住在外祖母家。她正是在孤独无助中,碰到了毕加索火热的目光。

  弗朗索瓦和吉娜维芙拜访毕加索后没几天,就共同举办了一次画展。忽然,画廊里出现了一个身着蓝白条水手紧身衫,双目炯炯有神的矮个子老人,他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人们都在悄声议论:毕加索怎么会来看两个无名女画家的画展,真是新鲜事。不巧,弗朗索瓦和吉娜维芙都外出了。当画廊老板激动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她们时,她们也深觉意外。弗朗索瓦更是有些着急,怎么办呢?毕加索会怎样看待这些作品?他会不会说“像这样的小姑娘不可能是画家”……弗朗索瓦执意要吉娜维芙和她一起再去毕加索那,探询一下他的口气。她记得毕加索前厅的大窗子下摆着许多花木和鸟类,于是她买了一盆菊花作为进门的礼物。

  毕加索的第一句话就解除了她的紧张:“没人会给一个老头子送鲜花的。”

  弗郎索瓦礼貌地说:“我不这样想。”

  “我看了你们的画展。”毕加索终于谈到了画展,她们故意装作不知道,显出很诧异的样子,听着他的下文:“你们绘画的天赋都很高,应当继续下去,一天也不停地刻苦磨练。我将很高兴看到你们技艺的提高。”

  接着,毕加索又直率地说出了他的另外一些看法:

  “绘画,是思想的某种图示。画面上是一只杯子也好,一个瓶子也好,都没有关系,那只是细节,或者说,那只是语言,思想就包容于其中。可能由于你们是女性,画面上的感觉太多,思想较少,因而显得飘忽不定。

  “还有,你们的作品追求一种画面的和谐,而不是冲突和动荡之中的紧张,这样装饰意味太浓,也许会好看,但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绘画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但要真正反映,就不能描摹,那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创造才会使绘画生机不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和谐,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人的左眼和右眼都是有差异的,你不能把它们画得一样。画面中线条与线条之间、线条与颜色之间、颜色与颜色之间、实体与空白之间,无不存在着冲突和斗争,它们就好比狭路相逢的陌生人,有的成为朋友,有的成为敌人,有的勾心斗角,有的志同道合……它们就是这样,形成自己的社会,营造自己的生活。”

  5

  不久,吉娜维芙回到南方的家乡去了。弗朗索瓦按捺不住,她的眼前总是浮现着那双乌亮的明眸,它发出的光芒使弗朗索瓦根本就忽略了她所思念的人已年过六旬。她每天上午都要骑着自行车去格兰·奥古斯丁大街毕加索的宅子,这种来回奔波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一份新奇和充实。有一天,弗朗索瓦在路上淋了雨,头发给淋得透湿。沙巴泰说:“快喊伊内斯来帮你擦干吧。”毕加索抓起弗朗索瓦的胳膊:“不用了,伊内斯还有她的事哩,我来给你擦。”

  两天后,毕加索将弗朗索瓦领进了他的雕塑室,他向她介绍了各种雕塑工具,他每拿起一件,就朝她凑近一步,当他把最后一件扔到台子上时,已无法再做声,他的嘴唇干别的事情去了。

  弗朗索瓦没有拒绝毕加索的狂吻。“你不介意吗?”毕加索有些吃惊。“我随你。”“这不好,你至少该把我推开,不然我会产生一种念头——随心所欲。”“我说了随你呢。”这等于是为毕加索的进攻扫清了所有的障碍。

  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日千里,年龄的沟壑和世俗的偏见都被倾慕、爱情与欲望的潮水抹平了。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弗朗索瓦跟着毕加索来到了屋顶阁楼上的卧室里,毕加索热切地说:

  “我想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与我想像中的一致;再有,我还想观察你的身体与头部的比例。”他一边说,一边脱尽了弗朗索瓦的衣服。然后,他站到离她十来英尺远的地方,端详着眼前这具冰雕玉砌的躯体:

  “比我想像的还要美,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他把弗朗索瓦放倒在床上,手温柔地抚摩着,体味着每一处曲线,每一个造型,每一种姿势。他喃喃地说: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动物,四分之三的人类都像动物一样。但你不是,你像一棵成长中的植物,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植物,现在终于找到了。”

  弗朗索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无限深情地描绘了这一次爱情火花的碰撞。她写道:

  那天,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深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幸福还是痛苦,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一天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几个月来,我们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相互徘徊于对方的身边,而现在,在这一小时中,当我们真正面对面地躺在一起了,这种反常反而消失了,呈现的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爱的启示。

  毕加索与弗朗索瓦的结合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大骂她堕落无耻,也把她驱逐出去。无奈,弗朗索瓦只好搬到了毕加索的阁楼上来住。沙巴泰对她极不友好,从不主动和她说话,一出口就话中带刺。

  受伤害最大的是道拉·玛尔,这位个性很强的女画家,自从毕加索冷落她以后,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她自我虐待,希望藉此博得毕加索的同情,但毕加索已经“溺”无反顾了。她就跑到毕加索家里,怒斥他“道德败坏”,还要毕加索跪在她面前谢罪。毕加索给她请了一个名叫拉康的精神分析专家,也无济于事。

  6

  战争的威胁使毕加索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他对和平的渴盼也使他乐于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威望更是使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期间,到毕加索的画室去得最勤的是在内政部当差的安德烈·杜布瓦,他后来担任了警察局长,借着“察看有什么异常和不轨行为”的公务三天两头往这里钻,他实际上是毕加索住宅的保护人。常来的还有保尔·萨特、西蒙·波娃和诗人皮埃尔·勒韦迪。

  保尔·萨特最有特点,他每次和毕加索交谈时,都要避开所有的人,窝在一个角落里,显得很神秘,又很自信。弗朗索瓦猜想他们一定是在讨论抗德的事,就主动走开,自己作画去了。

  1943年冬的一天,弗朗索瓦看见毕加索在画室里和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子抵足而谈,她正要回避。毕加索喊她进去,让她见见她心中的偶像——马尔罗。

  马尔罗当时确实是个响彻云天的人物,他既是著名作家,又是科雷兹省抗德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著作《征服者》、《人的命运》、《人的希望》等,不仅风行法国,而且在中国、西班牙、印度也备受欢迎。弗朗索瓦早就读过这些书,其中的内容曾使她热血沸腾。但她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同她心目中的崇拜者对应起来,他看上去好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

  马尔罗走后,毕加索郑重地对弗朗索瓦说:“你得珍视我刚才送给你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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