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25)_虚阁网

二五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与佛朗哥狼狈为奸，使得战争愈益升级。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巴斯克区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的7000居民，像往日一样地平静而又忙碌地工作、生活着。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下午4点30，德国空军的43架飞机如鹰隼般直冲而下，向毫无防备的人们疯狂扫射和轰炸，历时3个多钟头，死1654人，伤889人，小镇的70％变成一片废墟。

　　这一罪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毕加索更是义愤填膺，与此同时，他收到了母亲从巴塞罗那捎来的信，说离她和她女儿住的地方只有几码远的一个修道院被炸毁了，一连几个星期，房间里还充满了臭烟，熏得她泪流不止。毕加索发誓要拿起画笔，用最具有战斗力的作品，鞭挞战争元凶，激扬正义雄风。震撼世界的《格尔尼卡》呼之欲出。

　　为了表明自己与佛朗哥势不两立的态度，毕加索不仅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国总统马奴尔·阿沙的任命，担任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的馆长，这是他任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官职，他还答应在这一年的巴黎大型国际博览会上为西班牙展览馆提供自己的作品。

　　令毕加索不安的是，画室太小了。

　　道拉·玛尔四处打探，终于在格兰·奥古斯丁大街找到了一个很大的空房间，她以前的男友乔治·巴泰曾经在这里组织过演讲和讨论会。

　　在头几天里，毕加索一口气画了25幅草图，道拉·玛尔生动而真实地拍下了这幅油画的创作过程。毕加索对这一做法十分欣赏，他说：“用照相记下一幅油画的连续变化，是很有趣的。通过照片，人们也许会了解艺术家具体表现他的幻想时的脑力劳动过程。”另一个被允许进入画室的人是艾吕雅，有他在一边评说，更能激发毕加索的想像力。

　　当毕加索画完最后一笔时，画面已高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直顶到屋梁的椽木上。这间房子虽然够宽了，但要搁下这幅画，还是勉为其难，只有让它向后仰一点，才放得下。毕加索每次创作和修改上面部分时，都必须站在扶梯的顶端，看上去就像是空中作业。

　　毕加索在画中糅合了写实和立体主义的各种手法，线条繁复却主题鲜明，寓意隐含但激情流露，观众一看即能心领神会，根本不亚于一幅写实的力作。变形和怪诞的表现方式，让人过眼不忘，触目惊心。画面的最右侧，一个女人高举双手，大概是从一座着火的房子上跌下来；另一个妇女向前猛跑，慌恐与愤怒布满全身。左边的母亲，手托着被炸死的婴儿，啼哭呼号响彻天宇。右边角上，一个妇人的头颅探出窗子，向前平举着一盏油灯，将这一切都展示在光亮之下，让人们看明白，看仔细。画面中央的高处，有一片光，酷似眼睛，可眼睛的瞳仁却是一个灯泡；地上倒卧着战士们残缺的肢体，臂虽断，剑已折，可依然紧握不放；剑旁有一朵鲜花，这是对英雄的哀悼，对战争的控诉，对光明的呼唤。正中，因受伤而嘶鸣的马头张裂着嘴，几枝箭自上落下，仿佛是命运的终结者。左上方，一个眼睛已经移位的牛头，面目狰狞，显然是邪恶的象征。

　　整个画面由黑、白、灰三色构成，笼罩着阴郁的悲剧气氛。所有的形象都是超越时空的，它预示了现代战争的非个人性质，从而蕴蓄着对人类自相残杀的质疑和对十恶不赦的战争贩子的鞭笞。

　　《格尔尼卡》公展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奔走相告，人们感到了画家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觉醒。当时正在读法律专业的小说家洛德·罗伊说：“我被画中的暴力惊呆了，心中愕然产生从未有过的焦虑。”超现实主义诗人米歇尔·莱里斯总结了《格尔尼卡》的绝望感：“在一个犹如‘潘多拉匣子’的黑白长方形里，毕加索向我们显示了深刻的悲哀——我们所爱的一切行将灭亡。”

　　巴黎的《文献》杂志专门为此出了一期特刊《向毕加索致敬》，其中有一篇文章竟然是他的情敌乔治·巴泰写的。诗人艾吕雅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格尔尼卡的胜利》，与毕加索的画相呼应。诗人赫伯特·里德在《伦敦公报》1938年第六期上撰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指出：“他的象征是平凡的，和荷马、但丁、塞万提斯的象征一样。因为只有最普通的事物在灌注了最强烈的感情时，一件超越所有流派的伟大艺术作品才会诞生，而且诞生永垂不朽的人物。”

　　毕加索在接受《法兰西文学报》的采访时，有一段掷地有声的发言，他大声告诉社会，告诉人们，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这样的低能儿——如果他是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是音乐家，那就只有一对耳朵；如果他是一个诗人，那就只有一具心琴；如果是一个拳击手，那就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世情，并从各方面作出反应。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冷漠的态度逃避现实，而使自己同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隔离起来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格尔尼卡》在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巡回展出，参观者都是人山人海，其中也混杂着极少数法西斯分子，他们妄图寻找机会，毁坏画面。当然，这都是徒劳的，人民像保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地保护着《格尔尼卡》。一幅画，虽然不能把和平的钥匙交给人们，但它能赋予人们追求和平、幸福的力量与信心。去伦敦展览前，因张伯伦访问慕尼黑，使政局变得十分险恶。罗兰特·潘罗斯电报请示毕加索如何处理，毕加索本来对展览看得很淡，一听是这个情况，他的回答迅速而肯定：继续筹备。展览如期开幕，巡回各地，受到普遍欢迎。潘罗斯说：“几乎没有人不感到它的感情的力量。”在伦敦西区新伯灵吞画廊展览时，佛朗哥党徒抢先一步，订走了较大的一个展厅，要展出西政牙学院派艺术代表祖洛阿加的一幅大油画。这幅画构图平板，僵化，运用旗帜、枪炮、军服等无聊的形式鼓吹佛朗哥的军事行为。另一个与之相通的展厅里，却是战争悲剧的如实反映，一边门可罗雀，一边门庭若市，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接着，《格尔尼卡》去了美国。展览期间，《纽约时报》刊登了毕加索写给美国艺术家代表大会的一篇声明：“我一直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以高尚的精神从事创作和生活的艺术家，面临这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遭到危险的斗争，不能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40年代，经毕加索同意，《格尔尼卡》借给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但他同时向公众表示，一个重获民主自由的西班牙，才是这幅画永远的故乡。

　　二战期间，当德国驻巴黎大使看到《格尔尼卡》的照片对，喝问毕加索：

　　“那么说，这幅画是你干的？”

　　毕加索义正辞严地说：

　　“不，是你们！”

　　因为战争的缘故，《格尔尼卡》在大洋彼岸他乡作客近40年。直至1981年初，按照毕加索生前遗愿，它终于回到了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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