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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在215CM×143CM的巨幅画面上,毕加索安排了三个舞蹈者,中间一人头部昂起,乳房高耸,双手抬举,表现出一种沉醉和追求。左者露齿狞笑,身躯倾斜;右者扬手踢腿,大部分没入阴影之中,左右两者联手,共同展示出一种即将崩溃的平衡。毕加索把眼睛、胸部、四肢等的位置全都摆乱了,看不到一点推理的因素,眼睛移向头部边缘,连胸脯上都长着一只,那是一只仰视命运和俯视内心的眼睛,仿佛在倾诉,又仿佛在哭泣。在这里,没有秩序,只有构成。当评论家泰里阿德问毕加索为何要这样画时,毕加索说:

  “我不是模仿自然,而是面临自然。”

  与《亚威农的少女》相比,《三个舞蹈者》形象更明朗,预示更真切,感情更炽烈。从舞女们离奇怪异的舞姿中,人们能感受到辛酸与欢乐,幸福与苦难,更能体会到毕加索“潜意识”里生死爱恨交织的复杂矛盾。如果说《亚威农的少女》是原始立体派,那么我们不妨把《三个舞蹈者》纳入抒情立体派,这正是一种诗化的结果。

  高超的绘画技巧和心灵敏感,使毕加索的创作过程显得很随意。在坎城度假时,他去市场上买水果,忽然被放水果的一个硬纸盘吸引住了。多么漂亮的纹理啊,他很快在上面画了一些水果,并从花瓣里榨出汁液给水果涂上颜色,还签上了名字。正好他遇上了一位识货的摊主,愿意用那块画了画的纸盘换给毕加索一大叠空纸盘。

  1926年,毕加索有一件作品取名为《吉他》,它是一幅大型拼贴,虽然外形与吉他部分相似,其实是被钉子刺透的一块粗抹布,那些钉子的尖儿赫然从画面上戳出来,凌厉,冷酷,令人慌乱。毕加索对罗兰特·潘罗斯说:

  “我曾经想在这幅画的边缘嵌进一些刮胡子的刀片,这么一来,谁要想拿起它,谁就会被割破手。”

  这不是在开玩笑,而是表明毕加索对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美的清规戒律的反动,他不断地向那些划封的禁地发起冲锋,试图将人们从传统的桎梏中唤回到本质去,那里才是自由的乐园。

  4

  1927年1月8日,毕加索在拉斐特艺术馆附近漫步,他还未从格利去世的悲伤中缓解过来,头脑里一片空白。天气也很糟糕,寒风刺骨,雾霭沉沉,天地间恍惚也是一片空白,那些奔忙的滔滔人流和呆板的高楼大厦与渺小的蝼蚁无异。毕加索的目光紧盯着地下铁道站出口,仿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会有什么奇迹呢?还是那些庸头俗面。天气更冷了,回去吧。

  奇迹偏偏就在这时候发生。阴暗昏沉的地铁出口蓦然明丽起来,一位金发女郎飘飘而至,好像是从星外飞来,牢牢拴住了毕加索的视线。

  还不满18岁的玛丽·泰勒·沃尔特,长着一只古希腊的鼻子,一双蓝灰色的眼睛,面庞如月,清隽明净,而披散的金发则胜似灿烂的阳光,或者燃烧的火焰。毕加索急切地走上前去,他决定引“火”上身。

  “小姐,我是毕加索,我很想为你画一幅像,你的脸长得太美了!”

  泰勒正匆忙地往家里赶,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懵了。

  “我……我可不认识毕加索。”

  “先画一幅像,以后就认识了。”

  “可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姑娘。”

  “那和画像有什么关系呢?你和我在一起,将干一些了不起的大事!”

  “那好吧。”

  他们预约三天后到圣拉扎勒地铁车站会面。

  11日,双方均依约前来。毕加索兴致勃勃地作了自我介绍,他坦率地承认“已婚”,可泰勒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们之间的话题不多,毕加索建议去看电影。泰勒问道:“不是说画像吗?”

  “那不急,我们成为朋友了,画像的机会还少么?”

  泰勒一想也是,就跟着毕加索进了电影院。

  泰勒把这桩“奇遇”告诉了她的妈妈埃米莉·玛格丽特·活尔特。碰巧玛格丽特以前也爱上过一位画家,她对毕加索略有所闻。也许是她一直珍惜着过去的那一份情感,她竟然没有阻止泰勒向眼前这个男人靠拢,虽然他比女儿大了30岁。7月30日,泰勒18岁生日,她和毕加索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天——他们第一次在床上玩起了爱情游戏。泰勒的青春气息把毕加索从家庭的阴郁和动荡中解脱出来,17年之后,毕加索还记得泰勒的生日,他给泰勒写了一封柔情万种的信:

  “今天,1944年7月30日,是你在我心中的第一十七年诞辰,也是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三十四个纪念日。和你相遇,我才开始了生活。”

  1928年,毕加索照例想去迪南消夏。这一回他不比以前喊走就走了,他的脑袋里搁着许多小秘密。直到一切都周密安排好了,他才吁了一口气。玛丽·泰勒先走一步,她住在一个儿童夏令营里;毕加索携奥尔佳、保罗及英国保姆就在附近选了一个地方。毕加索告诉奥尔佳,是因为那个儿童夏令营才使他下决心住在这里。

  这是毕加索的惯用伎俩,他故意讲了一句实话,让奥尔佳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可以经常去看那些孩子们,而天晓得他是去会情人呢。毕加索从中得到了一种近似于冒险的乐趣。

  毕加索超现实主义地将泰勒在儿童夏令营的居室称作“画室”。这一点他当然也要向奥尔佳汇报。他的画室平时不准别人进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因而这间“画室”就变得无比安全,他可以从早到晚和他的小情人随心所欲地“创作”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无法卖给画商,但他们乐此不疲。

  偷情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那么美妙的享受却不能名正言顺;家庭已和旅馆无异,形同陌路。毕加索这种尴尬的心境纤毫毕露地表现在画布上了,他更加凶狠地扭曲女人的身躯,粗大的线条看上去毫无根由。

  《椅中妇女》乍看就是一把章鱼的触形,但确实是一个披着长袍的女人,好像刚出浴,斜坐在椅上,袍子的一角搭在椅背,慵懒自得的神态里透着孤寂无聊。《坐着的浴女》变形更大,像一条蜷曲的蛇,蛇头兀然立起,吐出信子,令人生畏。十几年未画自画像的毕加索又给自己画像了,出乎意料的是,他把自画像与女人头重叠在一块,而画面却酷似一条跃出水面的鲸鱼。从《女人头与自画像》可见,毕加索并不是在画自己的头像,而是在描绘自己的心情,这种窘迫复杂的心情他用了一种晦涩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有人把它叫做“曲线体风格”,这五个字概括得简单而又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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