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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感谢司令部,”延迟片刻之后,巴甫洛夫说道,“以及阿弗罗夫,关于他的人道和慈善早有所闻。但是我拒绝离开彼得格勒。战争就是战争,为什么要把科学工作者特殊对待?”

  “不是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只是杰出的。”

  “我天生是个乐观派,相信这一切都能顺利过去的。”

  他们一起走出了研究所。气候仍然寒冷。风从涅瓦河吹来,将积雪刮向墙根。斯卢霍茨基建议巴甫洛夫乘他们的雪橇,但他谢绝了。分手时,他再一次感谢他们的关怀,说道:

  “这些困难是暂时的,祝你们一切顺利。”

  有一个问题曾使很多人感兴趣。就是现在也还是令人感兴趣:巴甫洛夫信不信上帝?有些人肯定说他信上帝,可事实上却有不少证据说明恰恰相反。首先是巴甫洛夫本人的证据。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到他的坚定不移的无神论。克列普斯院士在回忆录中曾引述过巴甫洛夫的见解。克列普斯以青年人特有的直率问巴甫洛夫,他是怎样使彻底的唯物主义和信教、对上帝的信仰、去教堂做祷告共存不悖的。巴甫洛夫回答道:

  “听着,亲爱的先生,说到我信教、信上帝、去教堂,这不是事实,是谣言。我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也像大多数这类学校的学生一样,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个不信教的无神论者。我不需要上帝,可是人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人必须信仰什么。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相信共产主义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如果他自己得不到这种幸福,那就为他的子孙后代。这种信念给了他忍受饥饿和寒冷的力量,给了他在战场上作战的勇气,给了他为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的精神,给了他为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信仰给信奉上帝的宗教徒以力量。相信上帝是最高的裁判,是公正的、仁慈的。为了他在死后有升入天国的机会,神赐给了他苦难和善行。这种信仰帮助他生活,忍受痛苦和贫困。

  我的信仰就是相信科学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相信人的智慧及其最高的体现——科学,能使人类避免疾病、饥饿和敌对,减少人们生活中的痛苦。这种信仰给了我,也将继续给我力量,并帮助我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为什么许多人认为我是个教徒,信仰宗教?因为我反对迫害教会、压制宗教。我认为,在没有代之以其他的信仰时,不应该剥夺对上帝的信仰。布尔什维克不需要信上帝,他们有另一种信仰,就是共产主义。教育会给人们带来另一种信仰,信仰上帝便会逐渐成为不需要的了。受过教育的人有多少是信上帝的呢?(当然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是信仰的)应该启发人民,让他们学文化,受教育,这种信仰自然就会削弱……

  事情是这样的,年轻人。我没有去教堂,也不信上帝……”

  克列普斯的证明就是这样。他是巴甫洛夫的学生,尔后是最有成就的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并多年担任苏联科学院谢切诺夫进化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但毕竟巴甫洛夫有时还是去教堂,人们也能在那儿见到他。

  “我有时去晨祷,”他对奥尔别利说,“首先,是为了去欣赏优美的合唱,其次,是为了回忆童年……”

  6.访问美国

  国外对巴甫洛夫研究工作的兴趣从未减弱。俄国国内生活刚一稳定,西方的学者即刻又来造访。一天,根特来到彼得格勒。这是位年轻的美国人,圆圆的黝黑的脸庞,一双机灵微笑的眼睛。在他192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在欧洲度过的最幸福的医学活动的一天,就是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这一天。”

  根特博士来俄国,原打算呆4个月,但他整整呆了7年半。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

  巴甫洛夫使我第一次对于心理活动进行客观研究有了信心。由于混乱的、语意不清的和伪哲学理论对精神病学的解释,使我失去了在这一学科方面进行严肃认真研究的信心。可是巴甫洛夫的学说像一股清风,鼓起了我希望航船的风帆,这风是那么强劲有力,以致使我闯过了伪哲学和教友会的惊涛骇浪而到达彼岸,在这里事实占上风,科学结论产生于事实。”

  根特是第一只春燕,接踵而来的有日本、荷兰、比利时、英国、瑞典、法国、保加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他们要跻身于这位伟大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学派。

  经过长期中断之后,巴甫洛夫终于获得了出国的机会。他先和老朋友蒂赫施泰德教授通了封信,然后偕同谢拉菲玛来到赫尔辛基他的住所。谢拉菲玛需要好好散散心,以解除近几年的忧郁和痛苦。他则需要查阅国外近年来问世的科学文献资料。

  他整天整天地埋头在大学图书馆,从他所需要的著作里做些摘录。

  “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是多大的享受!”他非常满意地对蒂赫施泰德说。

  每星期日他都要去他家做客。“生理学方面的试验和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它所提供的推测、猜想和争论机会也是永无止境的。真是一门奇妙而有趣的科学!”

  巴甫洛夫出国的次数已经相当多了。他参加各种会议,被邀请去讲学。

  他总是很乐意向广大的国外听众报告他在动物机体生理学方面的新发现。

  1923年在儿子沃洛佳陪同下,他来到美国。沃洛佳能流利地说法语、英语和德语。因此,对于虽能顺利阅读外语文章,但口语感到困难的巴甫洛夫来说,在异国他乡却感到毫无拘束。在那里他结识了哈佛大学教授生理学家肯农。这次的相识到后来变成了友谊。

  当巴甫洛夫参观实验室、出席各种会议时,他便暂时忘记了是身居闹市。

  但只要一走上纽约街头,他就被那嘈杂的轰鸣、穿梭的人流,以及空气中的尘烟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在夜晚也得不到清静和安宁。“可怕的城市!没有一匹马!全是水泥建筑和机动车辆。还有这么多摩天大楼。这儿怎么能生活!”巴甫洛夫非常吃惊。当他结束了纽约的工作,来到车站去波士顿时,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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