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52)

五二

　　如何解释沙皇对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采取如此残酷的惩罚手段呢？在莎菲罗夫之前，被处死的有加加林和涅斯捷罗夫。彼得对他们两人都十分了解，但是论他们的功劳和对皇上效忠的程度，与莎菲罗夫可说无法相比。

　　莎菲罗夫有一种当时极为罕见的本事——写得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当彼得需要阐明北方大战发生原因的官方观点，叙述这场战争的一些最主要战役，向本国和外国读者说明为什么北方大战打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他就要靠莎菲罗夫那支生花妙笔了。这位副总理大臣亲自撰写了一篇《论北方大战之起因》的论文，的确称得上字字珠玑。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是俄国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国际法专著。

　　莎菲罗夫的文章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彼得在世时，该文曾于1717年和1722年两次印刷，每次印行一千二百册，这个印数在当时来说是不小了。

　　在彼得时代，人的休咎是很难预测的：父母是无名之辈，而儿子却可能一步登天；相反，一些本来有钱、有势、有名气的人物，转瞬之间荣华富贵化为乌有，甚至连命都搭上了。

　　彼得临终前，同他一起创业的战友已寥若晨星。象罗莫达诺夫斯基、舍列麦捷夫、斯特列什涅夫、戈洛文、佐托夫这些人早已撒手西归。而另一些人，象缅希科夫、莎菲罗夫、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等，则完全失宠，而象马卡罗夫，沙皇已不大信得过了。

　　彼得和朋友变得生分，这也同叶卡捷琳娜地位变化有关。从普鲁特远征归来，沙皇组成了自己的家庭。过去给予朋友的亲切感情，如今全部奉献给了他那情投意合的“爱妻叶卡捷琳奴什卡”了。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彼得的朋友们有些地方也实在不给他挣面子。

　　战友没了即便不会使沙皇有茫然如有所失，但也会使他不得不为事业的前途忧。最后一次打击来自他的至亲皇后。关于这点下面还要谈到，现在应当加以解释的是，孤独，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些伟大人物晚年常遇到的情况，如仅仅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看，这样说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社会方面，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政论家波索什科夫写道：“我们的这位伟大君主，舍身忘我地工作，但却一事无成，因为愿帮他一把的人不多，他一个顶十个往山上拉，却有几百万人往山下拽。”在波索什科夫眼里，沙皇使出十倍的劲，可说是单枪匹马把改革的重负“拉上山”，但相帮的只有少数几个“帮手”，而“往山下”拽的反倒有几百万口子人。

　　当时另外还有一位——代理总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对如何评价彼得及其各项改革，则持另外一种看法。他把这些改革比作一辆四轮马车，每一个轮子好比一个阶层。贵族、僧侣和商人这三个轮子，不停地转动。第四个即最后一个轮于是有官衔的普通人。这个轮子一个劲吱吱扭扭就是不好好地朝前滚，吱扭吱扭，牢骚没个完。

　　波索什科夫把作为改革家的沙皇说成是单枪匹马，得不到社会支持，这话不对，而雅沃尔斯基认为吱扭作响的只有一个轮子，而其他三个轮子都任劳任怨，这也不对的。其实，所有的轮子都吱吱扭扭，只是作响的方式不同罢了。贵族们反对改革和纳税阶层（农民和广大的市民）的反对完全不同。改革的重荷在一架马车上分布得很不均匀，因此它加在每个轮子上的压力也不相同的。贵族的“轮子”经常有油润滑它，彼得要求贵族为国家作出的牺牲，可以连本带利捞回来。改革完成之后，贵族的地位，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更趋巩固了。彼得在位期间，贵族是他的主要支柱。

　　1723年，彼得用庆祝胜利的形式，对自己的活动作了总结。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向彼得建议庆祝波罗的海舰队的胜利。1720年6月27日，俄国的帆桨大船打败了瑞典舰队，费奥凡对此倍加赞扬，强调小舰艇在海战史上的意义。

　　这种庆祝会举行过多次，但象1723年8月那次的庆祝会，就其内容丰富多采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在民众看来，这正是一个今昔对比：现代的军舰，强大的舰队和过去简陋的小艇，彼得当初做海战游戏时用的就是它。

　　还不能不提一提彼得的写作生涯。这就是1718年就已开始且一直继续到彼得逝世为止的《北方大战史》的著述。有时他只能在日理万机之余动笔编写；而有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投身到写作中去。

　　黎明前的时刻是寂静的。城市还处在睡梦之中。此时彼得站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或者在夏宫二楼的书房里踱来踱去，仔细斟酌着每一个句子，毫不犹豫地删去多余的细节，或者相反，亲笔作一些增补，力求对事件的叙述和描写更为准确，思路更为清楚。是什么促使沙皇提笔写作呢？这里只能提出一个假设性的答案。

　　彼得积极参加写作的这部著作，体裁十分庞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归入回忆录一类作品中去，因为沙皇是《北方大战史》中重大事件的必然见证人，彼得的亲身感受，在字里行间随处都有流露。但是《北方大战史》同时也是一部史学巨著。彼得依据的与其说是他本人和战友们的记忆，不如说是各种文献。写过本书初稿的主要作者，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的桌子上，堆满了行军日志、作战报告、各种布告、致外国朝廷的国书，缅希科夫、列普林、舍列麦捷夫和其他将领们的报告。在手稿中沙皇加了不少批注，要求执笔者准确描述一些事件和它们发生的日期，诸如“数字需核对”，“此条应修改或重写”，“修改，从此处起要重写”。书中，除利用俄国文献外，还利用了瑞典和土耳其史学家的著作以及被俘的瑞典将领的口供。

　　最后，《北方大战史》还可看作是一部政论作品，因为书中涉及了当时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属于这类问题的首先是对战争伊始俄军败于纳尔瓦附近的描写，还有关于阿斯特拉罕和布拉文起义，关于普鲁特远征，以及太子阿列克谢案件等。当然，彼得无意详细阐述这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不会给他的活动增加光彩。但彼得也不想装成没事人的样子，尽管是一笔带过，但他毕竟还是交待了这些事件的原委。书中有三处提到了太子阿列克谢案件，但总共也不过寥寥数行而已。

　　帝王为自己的政绩修史，并非自彼得始。这一传统始于曾主持《皇帝史鉴》编纂工作的伊凡四世时代。在罗曼诺夫皇朝第一个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当政时期，在他的父亲费拉列特大主教的领导下编写了《新编年史编纂者》一书。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当初也曾想编写自己在位时期的历史，但未能如愿。为此他还设立过一所史料馆，但也仅限于搜集材料而已。彼得一世是决定使子孙后代铭记他勋业的最后一名沙皇。在他身后，对此再也无人问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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