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传(90)

九〇

　　贝·布托能够东山再起，从她本人来说是她自身所具备的品质和才能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从巴基斯坦社会的具体的客观条件来说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贝·布托，是因为她成功地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把握了历史，这是一切成功的政治家的共同特点。

　　贝·布托取得1993年大选胜利，重新上台执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贝·布托吸取了1990年大选失败的教训，在大选期间妥善处理与看守政府和军方的关系，尽可能得到较多的支持。

　　在1993年大选中，贝·布托非常明确地将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作为自己的竞争的对手，利用一切机会和力量建立反谢里夫的“统一战线”。她曾支持伊沙克·汗总统解除谢里夫的总理职务，然后又在谢里夫复出后以旁遮普问题向其发难，加剧了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及议会的矛盾冲突。在矛盾处于难解难分的情况下，她又计划举行数十万人向首都伊斯兰堡的“大进军”，最后迫使军方出面干涉，向总统和总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下台。而贝·布托则听从军方的意见，放弃进军首都的“长征”，避免了与军队发生对抗的可能，从而使贝·布托本人和人民党避免了再次遭到1990年大选时来自军队和总统的反对。军方的干涉导致总理和总统双双辞职，使贝·布托提前大选的要求得到了实现。

　　第二，人民党群众基础雄厚，组织工作严密，成员相对稳定，在农村地区有较强的号召力。

　　成立于1967年11月的人民党是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大党，在农村地区有极为雄厚的群众基础。巴基斯坦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两个人口大省又都是农业大省。信德省是贝·布托的家乡和政治大本营，人民党在这里有较稳定的选民层。人民党在这次省议会选举中，仅在信德省所得选票就超过半数。人民党也成功地打入了旁遮普省，并取了超过穆斯林联盟的选票数，从根本上开始动摇了旁遮普省作为谢里夫的政治基础的地位。

　　自60年代末建党始，经过多次大选的洗礼与考验，贝·布托所领导的人民党在组织上已相当成熟。就全国来说，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农民，而穆斯林联盟主要靠工商界和城市人口的选票。在1990年的大选中，人民党虽在议席上遭到重大挫折，在具有217席的国民议会中仅获45席，但它的群众基础并无多大削弱。从1988年、1990年和1993年三次大选情况来看，人民党在全国的得票率分别为38．52％、36．83％和36．6％，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第三，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党派的分化及重组有利于人民党争取更多的同盟军。

　　1990年大选，人民党受挫主要是由于谢里夫领导的以穆斯林联盟为首的九党联盟——伊斯兰民主联盟成功地运用了与人民党一对一的竞选策略。而在1993年大选中，伊斯兰民主联盟不复存在，穆斯林联盟内部也因政见不同、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穆斯林联盟中的纳希尔·恰塔派（即居内久派）在年初的政治危机中就已与人民党联手反对谢里夫，在本次大选中更成为盟友。从伊斯兰民主联盟脱离出来的几个宗教政党成立了伊斯兰阵线，单独参加选举，也分散了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选票。另一方面，反对人民党的信德省第二大党全国移民运动党抵制全国大选，只参加信德省的地方议会选举，使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大大降低，客观上有利于人民党。

　　第四，考莱希看守内阁中止了谢里夫的一些经济改革政策，把他执政时的经济形势描绘得一无是处，损害了谢里夫的形象。看守内阁对谢里夫执政时期的腐败行为的揭露，也使他丧失了部分选票。同时，看守政府大幅度调整中央和各省的人事安排，打击了谢里夫的势力，在客观上帮了贝·布托的忙。

　　以上各种原因，促成了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大选中的失败，使贝·布托的人民党在时隔三年之后，东山再起，再执牛耳。

　　1993年10月19日，40岁的贝·布托第二次就任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位下野后通过民主选举重新当选总理的人，这充分说明了她在巴基斯坦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与她父亲相比，贝·布托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在10月19日的就职宣言中，贝·布托针对1993年的政治危机导致全国分裂的现状说：“这是一个和解的时刻”。她号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嫌，重新团结起来与政府一道工作。纳瓦兹·谢里夫承认竞选失败并向贝·布托表示祝贺。他向贝·布托保证自己将在结束贫穷、饥饿、腐败和失业以及使国家摆脱经济停滞方面给予她“无条件的合作”。他说：“我们将不从事背向的政治活动，为了民主的事业，我们将与新政府紧密合作。巴基斯坦经不起无尽的危机，我们要结束这种危机。”

　　贝·布托在总结了近两届政府倒台的经验教训后，提出要组织一个部长不超过12个的高效率的精简的内阁。她清楚政治领袖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而不是尝试使政治反对派中立。因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企图使反对派中立只能导致悲剧的后果，浪费资源和时间，使政府走上绝境。以前历届政府都是这样。

　　事实上，太多的危险使得政治领袖们不能恢复旧有的政治。一方面，反对党人数太多，根深叶茂，不易被中立化。另一方面，如果最高的目标是使政府的行动反映全国一致的意见，那么，最迫切需要的就不是让谢里夫保持沉默，而在于使各级政府机构服从选举出来的政府。谢里夫与贝·布托的观点在这方面是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是他们各自能把其政党的成员引离旧有的自我毁灭的政治模式。

　　看守政府总理考莱希已为他们二人沿着这个方向走开了个好头。考莱希在短短的3个月任职期间的行动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赞赏。他是一个无私的无党派爱国人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去了美国，继续从事他的商务活动。考莱希的政治才能并没有因他去职而从公众的眼中消失，也不会被巴基斯坦重要的政治家所忽视。包括贝·布托在内的政治家在政府内外的表现，将会被公众以考莱希在短暂的任期中所树立起来的标准加以衡量和考察。

　　因此，贝·布托就任问题后，立即推出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及

　　项政策的原则方针，利用各种场合吸引民众对其政府的支持。她的目标是谋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改善外交处境。

　　贝·布托上台后，通过各种演说和政府的行动，表露出以下的政策走向：

　　第一，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并按人民的意愿变革行政体制，对政府各部门进行改革。

　　贝·布托执政后，立即对政治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1．要求政治家公布私人财产；2．成立总理检察组，加强经济管理，反对政府内的腐败行为；3．成立精悍的包括I0—12名部长的小型内阁班子；4．创立新的社会契约，限定联邦、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旨在实现它们之间责、权、利的平衡。

　　第二，继续推进已实行的改革政策。

　　贝·布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改革范围广泛，具体措施是：1．建立新型的公私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即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又可确保建立基础广泛的公有资产；2．继续实行私有化政策，对各种不可能的计划重新审查，使私有化进程更趋合理并更具透明度；3．促进社会进步，重点放在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上；4．总理已设立社会保障特别小组，制定与失业津贴和社会保障范围有关的具体计划，工作组将现行立法适度修改并制定新的立法；5．采取措施消除毒品的生产和交易并有效地处理毒品财富，恢复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的声誉。

　　第三，在外交方面仍将坚持以发展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基石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展全方位外交，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外部环境。

　　上台伊始，贝·布托就说：“我的首要任务是使国家摆脱在国际上孤立的局面。”她最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为：1．修复与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取消阻碍巴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普雷斯勒修正案》以及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制裁。虽然巴基斯坦和美国因阿富汗问题建立的战略一致关系因冷战结束已不复存在，但巴基斯坦仍需要美国及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巴基斯坦不愿与美国关系完全破裂。2．重申巴基斯坦的核政策，继续执行和平利用的核计划。在地区核不扩散问题上拉住印度，不作单方面的让步。3．消除地区紧张状态，改善与印度关系，但在阻碍巴印关系改善的最大障碍——克什米尔问题面前，一方面继续前任政府的批评印度的政策，另一方面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边存在的问题。坚持克什米尔问题依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由当地人民实行自决权；要求联合国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力主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4．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争取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以加速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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