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31)

三一

　　有一次，爱因斯坦必须在伦敦讲演，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们的命运，必须替他们找到工作。爱因斯坦建议说，看守灯塔的职务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职位。要是旁人提出这种出乎预料的建议或许是极不妥当的。但因爱因斯坦说过，孤单一人在灯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这就表达了他自己早年的梦想。

　　爱因斯坦想去看守灯塔，也是为了逃避访问和邀请，这些访问和邀请使他失去工作时间。他对人们的爱并不带抽象的性质，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虽对人类命运感兴趣，同时又对日常生活中有关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思想家。他说：“我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与我对接近人们抱有明显的成见发生了矛盾。我向来是一匹拉单套轻车的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朋友、亲人和家庭。所有这些关系引起我对孤独的向往，而且对摆脱这些关系和与外界隔绝的意向与年俱增。我尖锐地感觉到缺少理解和同情，这是由于孤独造成的，但同时我也感觉到与未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会部分地丧失冷漠和同情心。而且这个损失不为种种意见、习惯和闲话所左右，也不为把自己的内心平衡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上的诱惑所左右而作为补偿的。”

　　一个孤独的和向往孤独的观察者，也是社会正义的狂热捍卫者。在同人们交往时思想开朗、诚挚爽快，同时又急不可待地渴求离开人们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爱因斯坦的形象显得非常矛盾。可是就在这些矛盾中，你总能猜测出一种深刻的和谐。

　　爱因斯坦一生中的普林斯顿时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明显地缩小同“亲者”的直接联系，并同样明显地扩大同远离爱因斯坦的职业兴趣的“远者”联系。在30、40和50年代，爱因斯坦对占压倒多数的物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置身度外。爱因斯坦致力于建立统一场论，在这种理论中根据统一的规律得出粒子的相互作用及粒子自身的存在。这一想法的实现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赞同，外行人又一窍不通，并且整个说来连爱因斯坦本人也不满意。但这一想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在彼此更替的解题方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始终存在一个普遍公式：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服从于存在的统一规律。爱因斯坦的这一公式是同范围广大无比的物理和数学理论的概括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妨碍广大公众猜测这个想法之伟大。

　　爱因斯坦对这个非常广大的听众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了，这些听众不理会细节和专门问题，但追求宇宙和谐的思想。

　　相反，爱因斯坦的直接意义上的“亲者”却越来越少了。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感到自己非常孤独。

　　对他来说，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艾尔莎。

　　艾尔莎来普林斯顿后不久需要回欧洲一趟，因为她的大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了。

　　自从大女儿死后，艾尔莎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她撇不下女儿的骨灰，把它带回了普林斯顿。玛尔戈陪伴她。艾尔莎的双目出现了病变。

　　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艾尔莎卧床不起了。

　　玛尔戈离开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脸色苍白、眼神充满无限哀伤，他说：“她差点没放下武器”。

　　后来，艾尔莎的病情急转直下，终于带来了不幸。

　　1936年，艾尔莎去世了。

　　爱因斯坦继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顿的林荫道上散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统一场论的数学工具。但爱因斯坦的变化很大，在艾尔莎死后，他更时常流露出孤独感和忧伤感。这种感情在40年代更增加了。爱因斯坦在1949年3月他做了胃部大手术后刚康复，长期都很虚弱。爱因斯坦的身体状况并不妨碍他惯常的幽默、诚恳、对周围事物及首先是对统一场论的兴趣，但总的情绪是忧郁的。

　　1949年3月底，爱因斯坦在回复索洛文对他的祝贺信时说：“您那由衷的来信使我十分感动，同由于这件令人烦心的事寄给我的无数别人来信相比，您的信完全不同。您以为我心满意足地回顾着我一生的劳作，靠近看却不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的稳定性是我深信不移的。一般说来，我并没肯定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当代人认为一个邪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反动分子，真是活得太长了。当然，这是一种时髦的短见而已，但确有一种不满情绪从我内心不断滋长。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人有批判的头脑并且是诚实的，幽默和谦虚也克服不了外界的影响……”

　　上述信件说明了爱因斯坦的情绪，整个一生中内心和创作的一般特点。对研究统一场论搞出的结果不满，但同时，这封信也说明了爱因斯坦的全部研究道路。爱因斯坦同那一劳永逸地阐明绝对真理的先知相距甚远，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本身就排除了它们的绝对化。批判的头脑、诚实、谦虚和幽默——所有这些反教条主义的力量与这一内容是相吻合的。因此，在这个普遍重新评价价值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引起的共鸣才如此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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