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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因为灼热的石头像雨一样不断地降落,登不上真正的火口峰。我们艰难地、气喘吁吁地攀登上去找立足的地方,已用了大约一个钟头,下山却只消十分钟。我们飞快地下山,为了避免朝前跌倒,必须用脚后跟触地不断前冲,我们往往脸朝天摔倒在柔软的尘土里。在微风中下坡是愉快的。那天的天气迷人、平静,熔岩像巨大的星星般在黑土里闪光。月光照得大地比国内北方阴暗的秋天中午还明亮。”

  下得山来,他们回头观望,维苏威火山喷出了火柱,宛如蓝色的火焰似的,熔岩倒映在静静的大海中,像一根深红色的带子。他们几次停下来静静地欣赏。

  他们又游览了好些地方后,于3月20日,回到罗马过复活节。在这儿又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子,之后他告别罗马和在罗马的几位朋友,来到佛罗伦萨。

  在那里他认识了16年前一起住在丹麦的德国女作家布伦夫人。她谈到爱伦士雷革和贝格生,谈到哥本哈根和那里的生活。

  安徒生在国外听到人谈起祖国时,是多么自豪,多么感到祖国的可爱啊!可是安徒生越接近回国时间,就越感到焦虑不安,似乎就要从美梦中被唤醒,而再度回到沉闷的现实、苦恼和忍耐中去似的。

  当安徒生登上阿尔卑斯山向着北走回国的时候,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想到自己将要遭遇的一切,回国后要喝下去的苦酒,他就变得越来越消沉起来。

  安徒生越过阿尔卑斯山,穿过巴伐利亚高原,于5月底来到德国的慕尼黑。他在慕尼黑逗留的日子,结识了侨居德国的丹麦作家伯奇和他的大名鼎鼎的妻子——女作家兼演员法伊佛,认识了哲学家谢林。在哥本哈根时安徒生的一个女房东对他说过,谢林在哥本哈根时曾住在她家。安徒生找到他家,作了自我介绍。谢林热情地接待了他,同他长时间进行交谈。安徒生的德语说得不好,夹杂着好多丹麦习语,但恰恰是丹麦习语使谢林大感兴趣。

  在慕尼黑逗留时,安徒生从收到的丹麦来信中得知,在他不在的时候,哥本哈根出版了他的《诗集》,发行量很大,然而评论界却有意抹掉他的诗人身份,《文学评论》月刊陈述了这个事实。安徒生的《一年的十二个月》还被说成是他才智枯竭的根据。

  安徒生到了奥地利边界。哥本哈根发给他的护照是法文的,这就引起了麻烦。

  “你叫什么名字?”边境哨兵问。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你的护照上不是这个名字,”哨兵说,“你的名字是琼·克雷蒂恩·安徒生,你就是这么冒名顶替旅行的么?”边境哨兵详细检查了他提的箱子。看了他从国内寄来的全部信件,盘问他这些信件包含了家事以外的什么东西没有,要他一一宣誓,保证没有问题。

  “这顶可折叠的三角帽是什么?”哨兵问。

  “一种社交帽子。”

  “哪种社交?”哨兵问,“秘密社交吗?”

  安徒生向他们作了否定的解释。

  “你到过巴黎吗?”一个四五十岁的军官问。

  “是的。”

  “从巴黎来了些革命者。”军官说。

  “有可能,”安徒生说,“但我不是。你们可以放心。”他们对安徒生的盘查比对谁都严格,惟一的原因是哥本哈根的官员把丹麦文名字译错了。不过什么也没有找出来。最后不得不放行。

  安徒生在维也纳度过了一个月之后,经由布拉格回国,1834年8月回到了哥本哈根。窗外是冷冰冰的碧蓝的海水,天空像铅一样灰暗,显得那么低。他住在英格曼家里屋顶的小阁楼里,提起笔来,写他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他在意大利旅游时,那儿的风光和人民生活使他着迷,联想到他早年的生活和一些人物,他激动不已。他小时候在欧登塞观看《多瑙河的妇女》这出剧时,对女主角——一位著名歌唱家的精彩表演印象特别深刻。多年以后,他又见到了这位歌唱家。而后来她却在一个供可怜的寡妇居住的济贫院度她的余生,满脸皱纹,穿一件一度是黑色的旧丝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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