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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三

  爱迪生的出色之处是,他在解决某项研究课题时总是选择自己所独有的途径和方法,但同时也不轻视或抛弃他的前辈所已经采用或已经取得的成果。通常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都缺少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他们曾试图用实际经验、技能和试验中的勇敢精神来弥补这一缺陷,直觉对发明家很有作用。爱迪生是一个职业发明家,他在其工作中主要是以科学资料为依据,并把自己的劳动建立在科学和科学试验的基础上。科学家们不认为他是科学家。其中某些人甚至把他的方法贬得一无是处。卓越的电工学家尼·特斯拉写道:

  如果他(爱迪生)需要在干草垛中寻找一根针的话,他不是把时间用到确定针最大可能在什么地方,而是马上以蜜蜂那种极其勤奋的劲头开始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检查,一直到找到其所需要找到的东西为止他的方法根本没有效;如果不是侥幸的机遇给他以帮助的话,他会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但却什么也得不到。开始我忧郁地观察了他的活动,了解到只要有少量的理论知识就可以使他少花百分之三十的劳动。但他确实对书本教育和数学知识持怀疑态度,而完全信任其发明家的嗅觉和美国人的健全的理性。

  特斯拉的批评非常严厉,也很尖锐。他的批评,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爱迪生的方式方法。这种批评经常被人们不加分析地予以引用。问题是,特斯拉对爱迪生几乎是初次见面就产生了反感。而且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爱迪生比特斯拉更能克制自己并恰如其分地待人。特斯拉来到美国后不久,就到爱迪生那里工作,在众多的技术高超的试验人员中成了一名作具体操作的助手。由于特斯拉是一位在欧洲受过高等教育的学问渊博的工程师,当然要比爱迪生的某些助手高明得多。他总是竭力要在独立的创造性工作中表现自己。他在爱迪生实验室里未能如愿以偿,就离开了那儿。后来,特斯拉不止一次地直接或间接地反对爱迪生。例如在1915年,特斯拉拒领自己那份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因为奖金是授予他和爱迪生两人的。特斯拉根本上不允许把自己的功劳与爱迪生的功劳相提并论。在他的心目中,爱迪生只不过是一个工业某些部门发明工作有才能的组织者。此外,特斯拉认为把科学家和研究家的研究工作,与商业家和企业家的活动混为一谈,是绝对不容许的。

  我们还可以援引一个事实。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在1916年,费劲说服特斯拉同意接受爱迪生奖章的奖励。特斯拉碍于面子,接受了奖章,但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荣誉。30年代中期,特斯拉由于财政困难而停办了自己的实验室,不得不把自己的两位女助手辞掉时,他把爱迪生金质奖章分成两半,每个助手各送一半。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特斯拉未必能客观地评价爱迪生,因为爱迪生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在其寻求和研究中获得的技术和商业成就比特斯拉大。

  四

  有过一种奇怪的情况,科学家们不承认爱迪生是科学家,不让他置身于科学家之列;工程师们也不承认他是“自己人”,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走过传统的工程师创造道路。爱迪生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证明,工程师依赖于科学家,而科学家能够从工程师的实践经验中汲取许多东西。他指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造道路最后总会要殊途同归,走向同一个目标。他认为,科学是在社会生产中人由之汲取力量的源泉。在爱迪生时期,科学家和发明实践家之间的分界线很分明。科学家、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活动家都在其实验室里安静地进行科学发现。人们不把对物理学、化学和力学的研究与随后对那些发现的应用联起来,而认为这些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这是必备的科学知识所应有的独立性。爱迪生抛弃了陈旧的粗陋的生产方式,用有科学根据的方法来取代它。爱迪生用自己的各种研究工作表明,科学研究最终应产生出有利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加以应用的结果。

  爱迪生在没有了解到某方面的全部知识之前,从来也不开始任何研究工作。他重复进行前辈所进行过的试验,力求从中尽量得出最有益的结论,然后他才展开他自己的试验,尽管这种试验通常都是规模很大的,但他完全不考虑花多少钱。如果试验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结果,他并不就此停止试验,改变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而是以特别顽强的精神竭力要获得应得到的结果。在爱迪生的各种不同的研究工作中,有一些还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或是在爱迪生以前还没有成为研究对象。爱迪生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开始进行大量试验,创造出了许多自己工作上的假说,这些假说主要是当所深入研究的问题已超出技术本身的范围时,才做出的。例如,鉴于20年代橡胶市场上所出现的情况,爱迪生应美国大企业家福特和费尔斯通的请求,开始研究在美国栽培橡胶植物问题。他开始研究各种植物,以便查明其中哪些植物的乳汁产量最高。在爱迪生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专家用这种观点来研究美国的植物群。爱迪生对1.5万种标本进行试验,并得出了很有趣的和令人鼓舞的结论。

  还可以举碱性蓄电池的例子。对这个问题,以前人们研究得很少,而瑞士发明家杨格尔的试验又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爱迪生对此问题加以全面研究之后,就创制了后来得到广泛推广的性能良好的铁镍碱性蓄电池结构。

  五

  爱迪生认为必须以最紧密的方式,把科研方法同对成果进行直接的技术利用结合在一起。科技史上就有把科学同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范例,而这种结合与爱迪生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所指的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耶拿的卡尔·蔡司的各个企业中的卓有成效的合作。

  埃·阿贝虽是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但在1863年就成了耶拿大学的教师。当时研究光学仪器的误差理论。他获得了有趣的结果,并把这些结果用到制造光学仪器的实践中。在这一基础上,他就与耶拿大学的机械专家卡尔·蔡司亲近起来,并开始与他一起工作。阿贝致力于光学仪器的设计,而蔡司则致力于仪器的制造。阿贝得出了关于光线通过介质进行传播的重要定律,而这些定律被其他光学家发展后,就使蔡司能够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显微镜和其他光学仪器。阿贝提出了应向玻璃工艺学提出的任务,1878年德国就解决了光学玻璃问题:团结在肖特周围的著名玻璃工艺家们,生产出了一些新品种的光学玻璃。

  由于把科学知识与工厂的工艺方法协调地结合在一起,德国的光学工艺就开始繁荣起来。物理学家和工艺师的劳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因此而获得了出色的成果。无庸置疑,与科学的联系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爱迪生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它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并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仿效的范例。研究工作与工业和技术工作的合作化倾向,在19世纪末已开始显示出来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合作化已成为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些必要的条件,技术和工艺就不能进步。爱迪生的方法,就是由用工业吸引单个的研究人员从事科学工作,转到由专家们组成的大集体所进行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上去。爱迪生的工作证明,有组织的科研工作对于工业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和有益的。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工业研究开始日益引起技术刊物和大公司的注意。各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以及其他公司都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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