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48)_彼得·琼斯

四八

　　◎第九章　争论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1970年～1976年）

　　中苏边界问题的会谈于1969年10月20日开始，但在以后的数月（参见第七章）里进展甚微。与此相应，中国报刊上的反苏论战暂时不见了；但是，到1969年11月下半月又重新开始了争论；反过来，苏联报刊也重新开始了其反华运动。1970年1月6日，《真理报》谴责说：“中国在进行备战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日益恶毒的攻击。”最近几周，出现在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反复谴责挑起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这个时期里，许多事情受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政府内部日益占优势的温和派的影响。苏联依然被看作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两国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对抗和论争。然而，中国激进派对莫斯科的军事敌视政策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放松了，这一政策被周恩来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苏联的比较实际的对外政策所代替。此外，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美国发展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参见第十章），作为对看得到的苏联威胁的一种战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的反应

　　（1970年4月～7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1970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未被邀请。4月21日至22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预是保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需的，而且使苏联的行动与中国在亚洲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自我扩张政策形成了对比。

　　在涉及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阴谋……是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精心策划并用恶意宣传作掩护的企图。这种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勾结，并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国家隔绝起来，从而给欧洲社会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盟国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旨在破坏

　　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并最终破坏欧洲大陆和平的危险计划……”

　　勃列日涅夫继续指出：“遗憾的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产物，是他们同列宁遗训的原则相决裂的结果。……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反苏运动，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效劳。最后，这一运动是在凭空捏造的来自苏联的威胁的幌子下进行的。这一运动的那些发起人以自己的反对列宁的国家，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暴露了他们是列宁革命事业的背叛者。”

　　“至于苏联，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主张在凡是社会主义之间的良好关系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这种关系。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今后仍将按照列宁的教导积极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面努力……”

　　1970年4月22日，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长篇社论，它被看作是开始双边谈判以来对苏联领导的最猛烈的攻击。社论重申了中国的断言：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声称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见上述第二章，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反革命政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1964年5月说过的话：“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社论还猛烈抨击了用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把它称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论”。社论把其内容解释如下：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们主权和命运在内。……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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