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42)_彼得·琼斯

四二

　　“由于害怕党和人民，毛泽东集团的作用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最近的事件已经显示出了北京领导人具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党和人民。‘文化革命’暴露出来了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已经渗透到军队和青年人

　　中间的不满的程度，而毛泽东集团就是领先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为权力而进行的一种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准备牺牲一切——牺牲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利益……”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把毛泽东说成是“妄自尊大的人”；伊兹韦斯蒂娅指责他在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种族灭绝”；而《文学报》则指出，毛泽东“想在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创造类似种族主义者的德国”。

　　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增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广播，1967年3月1日，也开始用汉语广播。这两个电台对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如林彪元帅和康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据说，康生的双手“沾满了许多被他拷打和枪毙的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国的广播电台以每天二十二小时几乎不停地用俄语宣传广播来进行反击。

　　1967年5月6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被勒令在七天之内离开中国，理由是他“诽谤了文化革命，诽谤了中国人民，诽谤了毛泽东”。

　　§“斯维尔斯克号”事件①和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攻击

　　（1967年6月至8月）

　　〔①斯维尔斯克号为苏联内燃机船船名。——译者注〕

　　1967年6月13日，塔斯社报道，最近，苏联外交部就反对红卫兵对苏联外交官的敌对行动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障苏联外交官正常工作和安全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提出了这一抗议，但是6月17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两位成员因事出访沈阳时，还是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红卫兵指控他们收集有关文化革命的情报，并筹划了对他们的“审讯”。对于苏联6月21日的抗议，中国外交部于7月3日用对苏联外交官员“偷窃情报”提出反抗议的方式予以答复。

　　1967年8月10日，又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当时，大连港当局宣称，一艘苏联商船“斯维尔斯克号”二副不仅拒绝接受一枚毛泽东像章，而且还把它扔进大海。结果这艘船被阻止航行。当第二天船长上前索要出港证时被捕，与此同时，红卫兵在船上横行霸道，贴反苏标语。虽然苏联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保障该船顺利出港，但是8月12日，船长在卡车上被游行通过大街。一群暴徒又拥上这艘船，堵死了烟囱，弄断了天线，并且砸坏了其他设备。在柯西金致电周恩来，警告他说这些“专横的违法行为对于履行苏中之间的现有贸易关系令人怀疑”之后，8月13日，“斯维尔斯克号”才被允许航行；当天的中国照会宣称，“斯维尔斯克号”的全体船员被指示在港内侮辱毛泽东，因此才决定“驱逐”船长，并让这艘船离开中国的海域。

　　1967年8月20日，苏联的一份照会回忆说，除“斯维尔斯克号”事件外，1966年9月，苏联的另一艘船只因以某种借口而在大连被扣留了二十天。照会声称，8月15日，另外两艘船只没有装货被迫航行出港。照会声称，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履行贸易航海协定表示怀疑，……因为，在这种反常的条件下，苏联的船只不能入港”。

　　1967年8月14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举行。8月17日，红卫兵对使馆大楼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红卫兵砸碎窗户，破坏家俱和文件，毒打一名苏联外交官，并且放火烧毁了使馆的一辆小车。8月18日，苏联的一份照会谴责这种攻击是“由毛泽东集团预谋、组织和进行的一次严重挑衅”，是一种“对两国正常关系的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

　　（1967年11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196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庆祝会。中国对苏联的邀请不屑一顾。在11月3日至4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批评了“中共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堕落”；他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先进力量维护社会主义成果而进行顽强斗争”；他宣称，“毛泽东集团采取了阻挠协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进行援助的立场”。这时，中国的外交官离席而去。

　　在1967年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元帅谴责苏联领导人是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同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叛徒”，并且声称，文化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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