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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1966年9月~12月)

  从1966年9月起,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日益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采取了批判性的态度。在对中国所反复声称的苏美“勾结”的答复中,苏联发言人暗示,中国政府本身在与美国发展联系的同时,企图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这一观点是由伊兹韦斯蒂娅在1966年9月21日发表的一篇全部是由西方报纸的引文组成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的。文章不加评论地引述了被认为是“高地美洲人”的观点:“如果人们站在北京的言语逐步升级的一边,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越南冲突问题上中国的存在”。文章特别提到陈毅元帅(中国的外交部长)会见日本政治家访问团时所发表的声明,他在讲话中没有排除就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与美国会谈的可能性。北京官方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声明。文章还引证了中美大使级接触时,在华沙就避免中美之间就越南问题上的冲突而制定的“详细而系统的文件”。文章宣称,美国飞行员有避开中

  国边界的严格命令,而且中国政府同意把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看作是“不幸的事件”。

  1966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庆祝会上,当林彪元帅断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时,除罗马尼亚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代表们都离开了会场。11月7日,当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说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影响,“姑息了美帝国主义的新罪行”时,中国的代表们离开了莫斯科的俄国革命周年庆祝会。1967年5月1日,当格列奇科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继任者)说:“如果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采取统一行动的话,侵略者在越南的赌博的失败之时将会来得更快”时,红场五一节的阅兵场上再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苏联所发表的对中国政策的最强烈的攻击,是1966年11月27日《真理报》对中国领导人的公开攻击。《真理报》公开攻击中国领导人企图引起苏美战争,并且提出,文化大革命是针对那些反对这一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真理报》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欺骗性在国际范围内日益暴露了出来”。“一方面,他们企图把导致国际形势继续恶化和最终导致战争的路线(这一路线被冠之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强加给其他兄弟党;另一方面,他们推行一种允许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保持场外旁观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在把一切苏美交往说成是‘勾结’的同时,他们从不放过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发展关系的任何机会。他们的所谓使战争‘逐步升级’纯粹是口头上的,是与中国新闻界关于中苏边界紧张局势的主题的强烈宣传相伴随的。因此,资产阶级新闻界发表与中国之间达成默契、以及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北京的现行政策特别感到满意的报道是毫不奇怪的……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不能不顾及这一事实:即经过革命学校教育的党的干部,尽管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反苏运动,但是,他们日益逐渐认识到,由于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

  裂,给中国造成的一切损害,用捏造关于苏联与美国‘勾结’和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谎言来欺骗他们,这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及其集团选择了诽谤和消灭党的干部,以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的代表的道路的原因。为了达此目的,毛泽东及其集团利用大学生、中学生以及军队和行政机关中的一部分人……”

  另一方面,1966年12月11日,陈毅元帅在巴西报刊上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苏联正在计划与美国联盟攻击中国。“俄国人从东欧调遣了十三个师布署在了中国的边境上”,陈毅说:“但是,我们不怕苏美的进攻”。他后来继续说:“中国人民作好了战争的准备,并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我们现在有原子弹,还有火箭。我们不怕美国人发动的核战争或常规战争,或者其他任何战争”。他继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就是与美国组成“新的神圣同盟”联合进攻中国,俄国人从北面进攻,美国人从南面进攻。他进而说:“为此,中国正在

  准备战争,落在中国的所有原子弹中国将会加重回击他们……”

  §苏联官方第一次对毛泽东进行攻击

  (1966年12月)苏共中央在1966年12月12日至13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政策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指名道姓的攻击,这在苏联党的官方声明中还是第一次。

  决议指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苏的大国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中共现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推行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援助帝国主义。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坚决揭露中国现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大国民族主义的方针,有必要加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1957年、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总路线的斗争。……苏共中央表示同意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于为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的新的协商会议所出现的目前的有利条件,这次会议必须在各党之间的互相磋商过程中做好充分的准备……”

  1967年1月上半月期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几乎所有成员,在苏联主要城市的一系列党员会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解释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意义。1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市讲话时说,文化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一大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他强调指出,苏联党在指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思想和政策时,并不是在攻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希望中国党能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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