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27)_彼得·琼斯

二七

　　§罗马尼亚的调停尝试

　　（1964年2月～3月）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论战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独立的角色。1964年2月至3月，它试图充当双方的调解国。罗马尼亚人收到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的信件后，要求苏联共产党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中国党立即结束论战，并建议举行一次两党领导人会议。苏联共产党同意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下推迟发表这篇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意暂时中止论战，并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北京。

　　1964年3月2日至11日，由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和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之间的会谈在北京举行，但是，会谈收效甚微。因为中国领导坚持，只有在双边或者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战。

　　1964年3月25日，在避免公开分裂的一次新的尝试中，罗马尼亚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交给中国和苏联驻布加勒斯特的大使一个草案，呼吁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并建议由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各共产党官员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而不仅是某些政党组成的”国际会议作准备。

　　§重新开始论战

　　（1964年3月～4月）

　　在中苏两党互通信件和罗马尼亚调停的尝试正在进行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避开了公开论战，但是1964年3月22日至26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运动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共又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指责苏联政府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背叛阿尔及利亚革命”、“拒绝帮助阿拉伯人民解放巴勒斯坦”、“在道义上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前总理、1961年被谋害。）的被杀负责。”苏联代表团的领导则予以反驳，指责中国人“企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使国与国之间和整个大陆之间相互敌对。”其他大多数代表团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

　　1964年3月31日，第八篇（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中最长的一篇）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在北京发表。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总的错误”，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承认，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国曾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在设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苏联的草案仅仅指的是和平过渡，非和平过渡只是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文章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对在这个问题上因赞同折衷办法而提出的批评。文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抨击。文章把他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访问

　　（1964年4月）

　　1964年3月31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访问期间，他作了几个讲话，为苏联关于和平共处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赫鲁晓夫在4月6日说：“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定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它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民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1964年4月9日布达佩斯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讲话中他把中国领导人描述为“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遣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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