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22)_彼得·琼斯

二二

　　关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分歧中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列宁是不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改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便利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他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解释，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信中继续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宣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指责中国人“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时，信中说，在最近三年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下降了一半以上，由于中国破坏协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失。信中继续说：“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见中共中央6月14日信件中的第22条——作者注〕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策不能把它看成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信中还指责中国领导“策划和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这些反党集团有比利时、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信中说，“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党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领导人用许多种语言发表文章，辱骂性地攻击苏联、法国、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并且“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信中否认了中国关于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并引用了1955年《人民日报》的一句话：“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苏共中央的信问道：“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信中继续说：“在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但是，象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这是对解决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开始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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