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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

  (1963年7月)

  1963年7月5日,中苏两党的会谈于莫斯科在绝密的条件下开始举行,邓小平、彭真和伍修权代表中国共产党,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安德罗波夫、鲍里斯·波诺马寥夫、列昂尼德·萨丘科夫、斯捷潘·契尔沃年科(苏联驻北京大使)代表苏联党。会谈于7月20日结束,没有正式达成协议;次日发表的公报说,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已经决定“双方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苏共对“二十五条”的答复

  (1963年7月)7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和苏共中央一万八千字的复信。苏共中央的复信采取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形式。这封信谴责了中国领导人正准备在核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生命;谴责中国领导人拥护恢复斯大林的领导方法和在一些共产党内组织破坏活动;这封信暗示,中国领导人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激励,而不是被共产主义的原则所激励。苏共中央的复信概述如下:

  引言。“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读到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

  “还有什么对苏联和苏共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信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关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时,信中回忆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

  198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向中国提供了1400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正在对中国的88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关于论战的展开。信中说,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当绝大多数共产党拒绝了中共的观点时,中国代表团“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此后不久,他们就“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作为传声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后来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系列呼吁没有得到北京的响应。

  信中声称,中国领导人通过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把各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中。“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从1961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要求把苏联代表和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排除出亚非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苏共中央的信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第一,中国同志……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以及同他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他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码?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的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不可能象中国同志说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呢?它宣称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关于热核战争。“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但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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