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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1960年,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之际,苏联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直接涉及论战的文章。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中,列宁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6月10日,索韦特斯卡娅·罗西娅说:“目前的左翼分子把达到和平共处、停止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形势中最轻微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

  两天以后,《真理报》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派的。”

  中国报刊依次有力地回击了这些批评。1960年6月15日,《红旗》杂志指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坚持认为“清醒的”和“理智的”帝国主义政治家们,“使自己适应这种明确的方向”,而且,这组成了“形势中的一个新因素”。6月25日《人民日报》断言说:“只要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美国继续统治和美帝国主义继续存在,战争的威胁将不会消除,世界和平将无法得到保证”。《人民日报》还谴责“被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讹诈吓呆的”“修正主义者”,“夸大这种战争的后果和不惜任何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年6月)

  苏联共产党在1960年6月2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建议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分歧。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但要求需要时间为会议作好准备。6月7日苏联共产党建议,即

  将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可以为预备会议提供机会,中国人对此表示同意。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于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除南斯拉夫外,来自欧亚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苏联代表团由赫鲁晓夫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率领。6月21日,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重申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观点,并为他在当年5月16日至17日在巴黎举行的流产的最高级会议上①的行为辩护。

  〔①指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的预备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声明,谴责美国u—2型间谍飞机对苏联的挑衅,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遭到拒绝,于是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译者注〕

  他说:“在现代条件下,当存在着两个世界体系的时候,必须这样来按排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排除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应该看到,在帝国主义各国,对和平共处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在巴黎同戴高乐总统和联合王国的麦克米伦首相谈话时,我觉得他们表现出对和平共处的必要性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甚至向我证明,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今后也需要遵循共处政策……

  “我们不打算向挑战行为屈服和放弃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共处的政策,是巩固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消除‘冷战’的政策。……在现时战争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这一论点,同和平共处政策具有直接的关系,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现在仍然有效,这些原理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指路明灯。但是,不应忘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

  关于对后面这个论点的发挥,赫鲁晓夫继续说到:“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强大的苏联正在日益壮大和巩固。

  现在拥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壮大和巩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在为和平积极斗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已经提高了。……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不能机械地重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几十年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即肯定地说: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历史中可能将会有这样的时期:到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保持着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也要查找书本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讲的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话,而简单地重复说,既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不能够不考虑……世界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而重复伟大的列宁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说的话,……”

  1960年6月22日,彭真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与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赞同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同时,坚决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总会有侵略战争的危险”。他补充道,只有当“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及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时才能阻止战争。他声称:“这就有必要同玩弄帝国主义游戏的铁托集团”搞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与此同时,秘密讨论在代表团之间开始进行。苏联代表团散发了一封1960年6月21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立场详细批评的信件。该信特别谴责中国人在承认和平共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又改变了态度;谴责中国人把战争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以此引起一种绝望精神来“瓦解革命斗争”;信中还说,和平共处并不包含放弃民族解放运动,这正如中国共产党所建议的,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看作是唯一的道路。在讨论(常常是激烈的)过程中;据说,赫鲁晓夫曾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称他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指责中国在对待印度关系方面是“大国沙文主

  1960年6月24日通过的公报重申了十二党对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确认,其中包括有关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声明。公报还重申了十二党对和平宣言的赞同,并强调加强“世界上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团结的必要性”。公报还同意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在1960年7月13日至16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批准苏联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谴责“教条主义和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1960年9月10日的复信中,详细地答复了苏联共产党6月21日的信,信中特别坚持认为中苏意见的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①当时,苏联党忽视了斯大林的“积极作用”,并且没有事先同其他兄弟党商量就提出了“和平过渡”的错误理论。

  〔①指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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