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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四月二十七日早晨,顾顺章乘坐的轮船抵达南京。先期到达的蔡孟坚驱车前往码头迎接。汽车径直驶往中央路三〇五号“正元实业社”。顾顺章下了车,故弄玄虚地左顾右盼,突然对蔡孟坚大声说:

  “哎呀!这地方难道就是你们的机关?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也在这里呀!”

  蔡孟坚一听此话,顿时瞠目结舌。他还没有回过神来,顾顺章又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马上将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押,他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如果让他逃掉,整个肃清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了。”

  蔡孟坚大吃一惊,不禁火冒三丈,忍不住大声训斥这个叛徒:

  “你这个自高自大的家伙,在武汉时为什么不说?你这个混蛋!”

  说着,他押着顾顺章来到徐恩曾的办公室。徐恩曾头天上午就知道此事了,正急不可耐的等待着顾顺章的到来。谁知刚一见面,就得到这样一个晴天霹虏。

  头天早晨钱壮飞下夜班后,就不见了踪影。徐恩曾心里正在嘀咕,现在一听蔡孟坚的报告,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视为心腹的机要秘书居然会是共产党!惊恐之余,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

  “快把钱壮飞给我抓来!”

  手下人去抓钱壮飞了,徐恩曾也很快恢复了镇静。钱壮飞肯定找不到了,但顾顺章还在这里。只要他在,就不愁找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就不愁抓不到向忠发,不愁抓不到周恩来。只要抓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头目,跑掉一个小小的钱壮飞又算得了什么。

  想到这里,徐恩曾又信心十足了。他恢复了往常的斯文相,面带微笑对站在对面的顾顺章说:“顾先生,欢迎你归顺中央。”

  在徐恩曾面前,顾顺章不敢象在武汉那样目中无人了。他谦恭地向徐恩曾问好,然后急迫地说:“事不宜迟,请阁下马上多派人员,由我带领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机关既多又大,短时间内他们跑不了。”

  徐恩曾立刻动作,叫来早已待命的党务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党派组长顾建中,命令他俩带领大批特务,押着顾顺章立即去上海。同时电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调动所有军警,并知会两个租界的巡捕房,请他们全力配合,对上海进行全市性的大搜埔。

  从四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接连三天三夜,整个大上海像开了一锅粥,马路上警车尖啸着飞驰而过,打门声昼夜不息。市民们吓得不敢出门,许多店铺也早早就打烊了。

  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军警和特务冲进了天蝉舞台隔壁的“福兴字庄”,冲进了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少共国际等几十处秘密机关,然而,每一处都是人去楼空,除了极少数来不及转移的普通工作人员,特务没有抓到一个重要人物。更不用说周恩来了。

  原来,刘杞夫于四月二十六日清晨到达上海后,按照钱壮飞给他的地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克农,及时将熟记在心的口信告诉了他。

  李克农听了口信,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安排刘杞夫暂时住下,便火速行动起来。这天不是他和陈赓预定碰头的日子,要找到陈赓很困难,他便找到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在陈云的帮助下,又很快找到了聂荣臻。半个世纪以后,聂荣臻真切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所幸的是,周恩来很快又回来了。当他听到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时,顿时惊呆了。平时不抽烟的他破例向陈赓要了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几口,让烟呛了好一阵子……

  形势万分险恶,时间又非常紧迫,周恩来倒显得格外冷静。在陈云、聂荣臻和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紧急应变措施:

  立即把所有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原址。所有顾顺章知道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点立即转移搬迁;

  把顾顺章所知道的领导人、秘书及其家属全部搬迁,并把领导人的秘书全部更换新人;

  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人尽快撤离上海,一时不能撤离的立即转移住处,隐蔽起来;

  立即终止使用顾顺章所知道的联络暗号和秘密工作方式;

  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顾顺章。

  为了防止在特科工作顾顺章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可能被顾顺章利用来造成更大破坏,决定采取坚决果断的处置和隔离措施。

  二十六日晚,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各个机关全部开始了紧急大搬迁。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反击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巡捕房的搜捕。中央特科全体人员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连续几十个小时不休不眠,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将所有重要机关和有关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叛徒顾顺章献出的三天之内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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