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22)_林成西

二二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最后的戒备心理。当然，陈立夫，张道藩之流哪里知道，在杨登瀛背后替他提供文件、替他出谋划策的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二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国民党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杨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

　　杨登瀛于是利用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人员发展私人感情。他本来就是拉关系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国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被他钓上了钩。

　　谭绍良是广东人，于是杨登瀛与他攀了老乡，然后请客送礼，每周星期六约他到一品香饭店，吃饭之后，又抽大烟，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有要多久，谭绍良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了。

　　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Lampson）接着也上了钩。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要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给杨登瀛作为酬谢。杨登瀛拒绝了，说：“你认错人了。”杨登瀛此举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果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姓茅的副官处长，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搞到了。兰普逊非常感激，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兰普逊探长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右逢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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