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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一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据一九三七年统计),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统计),所花经费经常占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属于公共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属于法租界)。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兰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却成为工部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一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447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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