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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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