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164)_马丽华

一六四

　　由汉藏民族文化模式的相互对照，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汉民族的传统人生相对地重视世俗与物质的追求，而藏民族的传统人生则相对地重视神圣与精神的追求。初步地明确汉藏文化模式的此种不同，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发现构成汉藏民族之间深层交流的某些障碍，对于汉藏民族在现代化的趋势下，所面临的不尽相同的文化涵化与变迁过程，我们也有可能由此获致较具深度的某些理解。我想还应补充的是，对汉藏文化模式的此种初步认识，还需要经过实证的田野研究，同时根据方法论的要求，还必须有若干必要的限定，例如应该历史地看待藏民族文化模式的形成，同时还应暂且忽视藏文化中不同地域性的意义等等。

　　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为我找出许多支持我的上述看法的素材；我也知道，作家根据她亲身的采访和长期对藏地文化的钻研，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了与我相似或接近的观点。

　　查古村的尊珠旺姆老人曾说过的那句俗话，即“一生的幸福也是幸福，一时的幸福也是幸福”；还有朝圣老人桑秋多吉的虔诚自白：早起到山上捡牛粪，够烧一天就行，余下的时间就应该磕头念佛，因为今生我们虽然有吃、有穿、有用，但死时带不走，只有求菩萨保佑才能升到极乐世界……所有这些，都的确可以反映出普通藏胞的典型性格及其人生态度，即心平气和，淡泊于现世人生。

　　直贡堤寺（属噶举派）为活人灵魂举行的“抛哇”即灵魂转移仪式，是在现世预支来世的一种宗教承诺。听听那个震撼我们心灵的“朝圣部落”的每一位成员的表白，无一不是为了来世。作家多次为我们讲述的那种苦修与自我幽闭的“人生风景”，不仅是由于对来世的恐惧，还由于对现世的厌倦与失望以及来世有美丽可以期待。渗透了宗教精神的人生哲学，视今生前世为不免罪孽，惟来世尚可指望；对今世的留恋，是一种足以影响到来生的危险，因此，人们可义无返顾地面对、甚至选择死亡。无常虚空、苦难沉重，现世人生通常得到的评价，尤其是来自藏传佛教的评价，总是消极的，甚至是终极否定的。藏文化模式的来世主义导向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的作家不禁扼腕担心：要是来世确凿无疑地并不存在呢！我们这位汉族女作家甚至大胆地、：假如没有来世，现世不就亏了？

　　说到来世，就必须涉及到转世论与灵魂现。正像马丽华女士所说的那样，西藏人对于灵魂的安排，不仅成为一种思想方法，也构成了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受作家的启发，我甚至想，从灵魂观与来世观的差异出发，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诸如汉民族的祖先崇拜何以远比藏民族发达；藏民族的亲族血缘观念以及姓氏与香火意识何以远较汉民族为淡漠；汉藏民族在家庭及家族结构方面何以士。此不同等等许多问题。因为在藏民族那里，父母只是我们的今世父母而已，灵魂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可能有无数的人乃至动物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可能做过或将要做许多人们或动物的父母。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体验到和理解上述那些不同，我们还必须对汉藏民族之间时间（历史）与空间（世界）观念的不同，予以充分的关注。要知道，汉藏民族的思维时空，常常并不在同一维度之上。

　　即使在“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试图以汉民族的现世主义，去评价或取代藏民族的来世主义。试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人口压力，哪一样不与我们急功近利的现世主义相关？没有来世对我们劝善戒恶，不也正是物欲横流淹没了精神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如果我们连来世都不恐惧，那么，谁又能保证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亲手在现世就毁灭了这个我们的子孙亦有权利享受的地球？何况，根据藏民族的观念，这个世界，是我们在来世仍然可能生存其上的所在。

　　不过，马丽华女士的忧虑也不是没有理由。虽然像来世主义者尚不能证明来世的真实存在一样，她也不能证明来世的虚妄。可有一点，作家也许是说对了：即使来世是存在的，现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应该被看作是唯一的一次而加以珍惜。我想，我们在现世的生存，还有发展，如果不与来世相冲突，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不仅是我，广大的读者也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家的困惑。这是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条文学及人生之路，确实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相对主义，再到这种高度困惑的过程；对她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异文化理解的立场去予以解释。我认为，作家的这番经历，具有典型的象征性，对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将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马丽华女士的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称“我们总那么浪漫主义”（《我的太阳·总是这草原》）。格勒博士说，这个时期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我也颇有同感。不过，我还想说，这个时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认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但又不乏“误读”的异文化认识阶段。

　　马丽华女士最初或许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爱情以及梦幻，才奔上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于一种要去了解异文化的理性动机。正像谢冕先生评价的那样，马丽华抵挡不住草原那种种神秘的诱惑，并终于体验到了死亡之际绝顶的激动与快感；当时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写世界，不如说是写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与藏民族的人们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许多种“距离”。文化反差与冲撞中的比较，使她进入了全新的境界。马丽华女士的作品，确实曾经给汉藏两种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浓浓的现代情调。应该说，距离不仅激发了作家的诗情，也将作家的异文化认识限定在浪漫主义的水平上。

　　浪漫的“误读”，就是一种将异文化加以理想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美好的态度，对异文化的浪漫的“误读”，以幻想式的抬高、赞美或欣赏异文化为基本特点；通常，也都内含着对于本文化的某些不满、反思或者批评。虽然通过浪漫的“误读”，人们有可能在本文化中，创新出不同的思想或样式；虽然浪漫的“误读”在人类异文化间的交流中，因其对人们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刺激，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仍然不是人类学异文化理解时所追求的目标。

　　作家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不断地深入西藏的自然、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不断地缩小“距离”，于是，她的异文化认识就迅速地升华到了相对主义的层面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以《藏北游历》和《西行阿里》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的个人情感，不再独立行空，而是被融合进了对于西藏文化的追寻之中。作家在主动接近藏文化的过程中，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藏民族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创造，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种可能导致文化偏见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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