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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多少年来,西藏及各地领导人为能源问题愁肠寸断。看来阿里的实践提示了解决的希望与可能。但目前光电系统价格仍然高昂。阿里以其经济实力作后盾——自一九八三年开始,阿里的经济就搞活了,利用本地畜牧业资源和矿产资源大赚其钱——领先于西藏乃至全国的光电事业,使阿里这个中国西南端的偏远犹如“界外小邦”的地区,就这一意义来讲,成为最荒僻的也是最先进的一个典范。

  整个七十年代,阿里地区的行政人事由新疆代管。杨松是一九七六年由新疆调进的干部。当年他乘车由新疆沿新藏公路进阿里。这是一条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公路,它在连接喜马拉雅、冈底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等著名大山脉的山结间穿行,山高路险,冰封雪裹。杨松眺望着连绵峰岭,茫茫戈壁,心想大自然如何可能战胜啊!但当他注目于曲折起伏的山路以及路旁的电杆电线,又不禁想到,虽然有限,但人对于自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阿里下乡日久,目睹牧民们特别的生活习俗,感觉到人和自然并非对立关系,原来是可以和睦相处、融为一体的呀!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实践,尤其是从事太阳房、光电站事业的成功,使杨松自信而豪迈地想到:人与自然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和睦相处,大自然提供了广阔的开发舞台,可以尽其所能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求福拉!

  新疆与阿里关系密切,渊源深长。在介绍阿里和狮泉河镇的时候,一件往事不该被忽略。

  我们首次到达狮泉河的当天,七月三十一日,阿里行署与阿里军分区联合召开了“进军阿里四十周年庆祝大会”。阿里的当代史自四十年前这一天开始。

  一九五〇年初,中央确定了由川、滇、青、新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西北局命令新疆部队派出一支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为此,组建了进藏独立骑兵师。同年七月,李狄三同志接到命令:率领由汉、藏、蒙、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七个民族一百三十七人组成的先遣连先行进入,其主要任务是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八月一日,先遣连从昆仑山脚下的新疆于田普鲁村誓师出发。

  阿里历史就此掀开新的一页。与这一时刻同时注入史册的是,李秋三同志,他是革命英雄,也是传奇人物。

  李狄三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城道村一个贫寒人家。一九三八年入党,次年参加八路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解放战争中随大军西进,直打到于田。再率先遣连南下阿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苦、最辉煌的最后一段经历。

  翻越冰峰雪岭、荒滩戈壁,克服了高山反应、雪盲、各种疾病的困扰,先遣连到达了今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地区。此地海拔高达五千米,荒寒野地里瘦草疏落,只见刺柴蓬生——扎麻芒保,就是“毛刺很多”的意思。此时,阿里噶尔本派员前来谈判。一个叫才旦彭加的秘书挑衅性地要同解放军比试枪法。

  来者不拒,李狄三欣然同意。比赛这天,远远近近的藏族牧民前来观战。大片开阔地作了靶场,牛羊骨作靶。藏兵们射击时子弹去向不明,引得哄堂大笑;而先遣连战士举手之间,百发百中,围观者喝彩不绝。才旦彭加想挽回面子,要求与李狄三较量一番。好吧!李狄三从容地掏出驳壳枪速射三发,弹弹命中;才旦彭加连射五发,竟无一命中。随后,作为表演项目,李狄三命令炮手炮击,作为目标的石堆顷刻间被炸得碎石纷飞——不过雕虫小技而已,但是壮了军威。此后,解放军格萨尔王般的神勇传说与秋毫无犯的好名声一道飞遍了草原。直到今天,阿里人还乐此不疲地谈说四十年前的这场富有戏剧性的比武,尤其炮击。

  随后的日子对于先遣连来说却就暗淡下来:道路为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及给养断绝。扎麻芒保艰苦卓绝的一个冬春里,马匹倒毙,粮、盐俱绝,只靠清水煮野马肉为生。尤其糟糕的是纷纷患上一种无药可治的病症:全身浮肿流黄水直至死亡。很可能是当地水质有害所致。李狄三未能幸免。但他长期隐忍着病痛,顽强地支撑起全连的精神。直到他昏倒在地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绑腿早已深深勒进浮肿溃烂的肉里。硬是凭了那种精神,李狄三屡屡挣脱了死亡的纠缠,直坚持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部队开赴扎麻芒保之际,他亲眼看到了后来者时,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部队为李狄三和他的五十五位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六十年代,他们的遗骨迁葬于狮泉河镇的烈士陵园中。

  寻找李狄三遗属的工作颇费周折。他只在离开于田时给家乡亲人们发过最后一封信;牺牲前既未留下家址,也未向父母妻儿留下遗言遗物。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六二年,组织上才设法找到他的家乡、他的家属。

  先遣连以其壮烈的气概、非凡的功勋,被新疆军区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称号,每人荣立一等功,每人获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纪念章”各一枚。

  先遣连的故事应当到此结束。但我禁不住要关心那些曾在风雪扎麻芒保的死亡门坎上踱过步的人,那些幸存者的命运。结果很不幸,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无不以低沉的声音述说同样惊心动魄的那些人的经历:作为特级战斗英雄的先遣连副连长早在“文革”之前即被某次运动打翻在地,那时他已任副师职,先遣连指导员,于“文革”初期被造反的红卫兵们装进麻袋,扔在大卡车上,不见三千公里云和月,由狮泉河,颠到乌鲁木齐。而那位尤其可怜的先遣连连长,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二年间,被投入监狱,所谓政治问题。待到平反出狱,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废人。

  对于那些穿过枪林弹雨并与严酷自然、与死亡对峙过而大难不死的至勇者来说,虽然和平但丧失理智的荒唐年代更可怕。

  死者长已矣,生者为之长吟嘘。我已铭记。历史已铭记。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李狄三所标举的那种纯粹精神仍然是一面旗帜。

  那被掀开的阿里的新的一页也已成为历史。狮泉河埋下英灵,又若无其事地笑迎八方来客。阿里仍然年复一年地经历漫长的风季,短暂的雨季,有限的下雪日和无休止的骄阳。

  近十几年来显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的大气候因素在于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狮镇风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集市的扩大繁华。位于镇南狮泉河北岸的贸易市场,带着仓促潦草的痕迹,几条纵横斜向的狭道旁,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半临时性建筑的铺面。与西藏其它地区大不同的一项景观是经商的新疆人的大量出现。此外,决心把川味推广到天涯海角的开餐馆的四川人,走遍全国从事裁缝修鞋业的浙江人、遍布藏区经销民族日用品的青海、甘肃人,出卖劳力的汉人以及无所不在的康巴人,等等,倒是同其它地区类似。

  人口也往往是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按八百人设计的镇规模,仅占现镇中心一隅。一九八〇年前除在职干部职工外,仅有城镇居民一人——他本是游牧至此,后在某单位做临时工——但到一九八〇年,狮镇常住人口已达三千人暂住人口二千人;近些年来,夏季流动人口超过常住人口,到一九九〇年流动人口五千人,当年全年达四万人次,居然接近全阿里总人口数目。当年,流动人口大多为“候鸟”型,到冬季便急剧减少。现在,常住一年以上者达一百多户,而狮镇居民则不足三百户。

  这些数字都是去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行署下决心,拉开人网,每一角落都搜索遍了,方才得到的。连普查人员都感到奇怪的是,有十多户竟连续居住达十年以上,并且还有外来妇女在狮泉河的医院生小孩的事情发现(由于缺氧,一般认为对于汉族孕产妇来说是危险的);另有改则县一位建筑包工队成员居然与当地一牧女结婚定居了。阿里干部感叹说,要说阿里艰苦可真艰苦,可就是有不怕苦的人争着抢着来;新藏公路上年年都有人因缺氧而死亡,但更多的人却拥了进来。一是建筑施工,二是经商。都想赚钱,而国家集体个人果然都赚了钱。改革开放、商品流通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究竟是谁赚了谁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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