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49)_马丽华

四九

　　拉冬嘎宗旺丹依言而行。快到家乡时，他路遇一户正宰杀牦牛，遍地是血。便试探着请教，“寺庙建在什么地方好呢？”人家不理他。继续前行，碰上一人背着冰块，他又问，“寺庙建在什么地方好呢？”背冰块的信手一指：“就建在前面那座山上吧。”于是赞丹寺就盖在雅拉多的石山上了。

　　索县政协的丹木振讲了赞丹寺建寺史。由于没找到翻译，丹术振汉语藏语加比划，我就将自己理解到的记录于上。这是很糟糕的一段记录文字，真实故事可能要生动得多。

　　赞丹寺从前享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有人千方百计找来一张几经翻拍的照片，格局与气派果然是布达拉宫的仿制品。可惜几经动乱被夷为平地，近年来刚修起一座红宫，白宫正在筹建中。要恢复那座鳞次栉比的寺院，非多年之功不可。

　　历史上赞丹寺曾遭火灾，烧掉了五世达赖颁给该寺的法规，七世达赖重又补发了一份。并对前往拉萨禀报灾情的二位喇嘛说：寺庙遭灾，肯定有些困难。、库房里有一排木箱，你们随意挑两个带回去吧。

　　第一个喇嘛挑了一个分量最重的箱子，打开一看是酥油灯和净水碗；第二个喇嘛考虑了一下，挑了个最轻的，打开看是十三幅唐嘎①。这些唐嘎后来就成为赞丹寺寺宝。寺宝中还有一件五世达赖的袈裟，一枚从山洞里掘出的“伏藏”海螺，该寺第一代夏仲活佛传下来的铜钹。

　　直到公元一九五九年，赞丹寺遭到一次毁坏，成为战斗据点，两枚炮弹在寺庙里爆炸——但这并非致命伤。毁灭性的一击在一九六七年，它与藏北百余座寺庙一起惨遭覆亡命运。既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为数众多的信徒们参与了这场不可思议的非常行动。昔日高高在上、悲悯下世的寺院，一度自身难保。

　　赞丹寺就这样神话般地消失了，雅拉山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佛像和法器部分送往地区，部分留在县上，部分流于民间。那些绸缎制作的经幢挂幡缝缝连连做成厚厚的大篷布，覆盖在县府温室的玻璃顶上。蔬菜年年很茂盛——去年这个温室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雹砸得粉碎。有关这场雹灾的消息在短短几天内传遍了整个那曲，从两三个冰雹约有斤重直传到一个冰雹有两三斤重——檀香木送进医院入了药，那些木、石料都盖了民房。

　　历史戏剧性地变更着一切，人的命运，人际关系可以在不长的时期里发生难以逆料的变化，无论有着怎样严肃的历史背景，进行过怎样严酷的政治斗争，一旦落实到民间，始料不及的后果常使人啼笑皆非。

　　一九五九年春夏间，拉萨平息叛乱的硝烟还没散尽，索县一带已经战云密布。赞丹寺成了短兵相接的战场。我在索县正巧采访了当年敌对的双方——昂巴和洛布丹增。他们现在都是索县干部。离开索县不几天，我去安多县又找到当年参战的明加，补充核实了情况。将采访笔记如实摘录如下：

　　明加说：当时我在索县和巴青之间的荣布道班当小工。道班上的十三名工人都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汉族同志。那一天就像和平年代里的每一天一样，早晨起来没发现一点儿异常预兆。大家出去修路，我和一位汉族孕妇把开水装在桶里，拿车子推往工地。一出门，埋伏的叛匪就向我们开枪了。一时枪声四起。我们赶紧逃命。孕妇的丈夫就在前面不远的工地上，听见枪响就直奔他的妻子。我亲眼看见那对夫妇被双双打死。我躲在大石头后面被活捉。他们见我是十二、三岁的藏族小孩，就叫当地老乡临时看管我，夜间老乡把我放了，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到了索县军管会。各道班工人没死的都集中在雅拉乡的养护段里，共有百多号人。此后我们的军管会就在养护段院子里坚守了四十一天。

　　昂巴说：我当时二十岁，正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上学，听说拉萨叛乱了，我们提前毕业赶回平叛。回索县不久，叛匪就打着“白色圣军”旗号，纠集了丁青、巴青、索县一带土匪和部分群众、喇嘛，共三千八百多人，占领了四面山头，把索县军管会远远地围困起来。叛匪司令部就设在北面日崩山上的尼姑寺里。我们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群乌合之众的活动：南山上的在捉虱子，西山上的在掷骰子。

　　洛布丹增说：我七岁就在赞丹寺注册当了小喇嘛。那年我十七岁，寺庙里的翁则、铁棒喇嘛和三百多喇嘛都参叛了，我也跟着上了山。把刚修好的通往那曲的路都给堵起来，防止他们的人来增援。

　　明加说：北面来的增援部分是青海的骑兵团。听说已到巴青，军管会派我随一位作战参谋前去联络。好不容易找到骑兵团驻地，那些人竟然不相信我们的证明，不问情由说我们是叛匪的探子，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一天一夜一口饭也没给我们吃。直到第二天派人去索县证实了我们身份，才放了我们，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说。那位作战参谋本来很帅的，给折腾得灰溜溜的。就这样，那一年我当了一回敌人的俘虏，又当了一回自己人的俘虏。

　　昂巴说：赞丹寺的地位很重要，养护段院子正好在它的射程之内。军管会首长明智地决定派一个小分队抢先控制这个制高点。这个小分队有二十一人，只有我和彭措两个藏族，彭措比我大一岁。我们负责向敌方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我们在寺顶坚持了二十多天后，大约在八月十九日夜间，叛匪纠集了四十人的“敢死队”冲进寺庙底层，打死了我们的队长，我们退守最高一层楼顶。敌众我寡，又是短兵相接，我们处于劣势。对方高声叫骂，说我和彭措是“叛徒”，我们就回答：“有本事你上来呀，给一粒花生米儿你尝尝。”

　　洛布丹增说：那四十个人的敢死队的组成，是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由喇嘛跳神决定的。给每一个敢死队员发一个泥巴做的人脑袋护身符，挂在胸前可以刀枪不入，保证能活着回来。万一死了的话，保证能上天堂。我没参加敢死队，是随后进去的。看到被打死的那个汉子，还镶着金牙呢。

　　明加说：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我们在下边用电台和那曲联系，请求空军支援，轰炸叛匪司令部，没想到飞机虽然来了，但扔了颗炸弹在赞丹寺背后，差点儿炸了我们自己人。

　　昂巴说：赞丹寺六十多岁的老堪布（住持）是进步人士，他和我们一直坚守在寺庙里。眼看飞机还要继续轰炸，老堪布急中生智，把他珍存的一面红旗插上寺顶——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路过此地时赠送给他的——飞机发现误会了就飞走了。到了下午，叛匪在下面采取了行动：要锯断大经堂的柱子。不用很久，我们二十个人就会全部陷落在敌人手中。我们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就想硬拼了吧。但也有人哭起来了，说再也见不到家乡父母了。富有经验的副队长很有办法，让我们把所有的被子和床单都撕开，拧成一股粗绳，黄昏时用汉话向养护段喊话，要他们机枪掩护我们突围。天刚要黑的时候，我们从寺庙背后缘绳而下。五个共产党员分别打头阵和押后阵。老堪布死活不突围，他说话到六十多岁，已经活够了，死了也无牵无挂。山上的叛匪已发现我们行踪，不断地打冷枪。还好，只有一个人的耳朵被枪子打穿了孔，一个人的袖子给打穿了。总之安全撤回养护段的指挥部里。

　　明加说：我们的人刚撤离，叛匪的狮子旗马上飘扬在寺庙楼顶。制高点被占领后，我们指挥部的人再也不敢走出房门。

　　洛布丹增说：我们占领了寺庙后的第二天上午，来了两架飞机轰炸，扔了两颗炸弹后，大家都吓坏了。我跑出寺庙，顺着山沟转到山后藏了起来，到第三天，飞机转了转就走了；第四天，解放军大部队来了，我们早已溃不成军，大家没抵抗就跑到边坝一带，后来自行解散，各奔前程；第五天我就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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