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2)

九二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现了，为什么杨献珍的问题，老也没个完。一天，彭真对康生说，“杨献珍检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我看还早得很哩！”康生不以为然地答道。就这样，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整批判了8个月，直至最后逼使杨献珍写了“向党低头认罪书”，才算收场。

　　同样的问题，后来又在1964年、“文革”中翻出来，不断加码拔高，因此正如杨献珍自己说的那样，“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

　　最后，杨献珍被解除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到各地实地考查。

　　如果杨献珍仅仅是批评“大跃进”倒还罢了，他还讲起了学哲学的问题，而且讲的是一通最犯忌的话语——

　　“……有些人把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学毛主席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轻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薄今’。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论》对立起来，甚至规定讲哲学只能讲《实践论》、《矛盾论》，多讲一点也不行。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两论’也很难理解得透彻深刻，可是对这一套作法不能反对，一反对就要给扣上‘轻视主席著作’的帽子。”

　　稍稍研究一下这段话语，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康生等人指责杨献珍“反对毛主席，反对学毛主席著作”；也不难明白为什么1964年“合二而一”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杨献珍6月12日的讲话很快就被人整理打印送往康生手中，杨却蒙在鼓里。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江西庐山召开。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在会议上向毛主席递交《意见书》，对大跃进提出批评。而杨献珍6月12日的那篇讲话也已被康生作为重要反面教材而大量内部印发。8月，杨献珍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在这次会上被定为“反党集团”头目，杨献珍大为吃惊，这时才感到灾难即将临头。

　　下庐山，回北京，一踏进中央党校的大门，杨献珍便感到气氛异常，有的人躲避着他，有的人向他投来同情、询问的目光。不几天功夫，杨献珍便坐在了被批判的席位上，康生早为他列定了令人胆寒的罪状：“杨献珍配合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疯狂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批判结束之后，杨被降职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副书记。他精神沮丧，请求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

　　这一请求未获批准，但仍然给了他一把下台的梯子：准他到外地参观学习。

　　所幸的是，这场风雨过后气温又渐渐转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1958年以来中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总结，指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也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接着，刘少奇于2月份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主席到外地没参加此次会议），进一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

　　3月，全国人大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作了检查。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1962年6月，杨献珍“右倾”问题得到甄别平反，中央党校为他召开了甄别大会。杨献珍心情舒畅地认为党又恢复了尊重科学、尊重唯物论的优良作风，他应该进一步从哲学理论上入手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使党变得更成熟，更有朝气。他在讲课中重新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批评浮夸谎报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

　　讲课、写文章还不够，他还和彭德怀来往密切。彭德怀罢官住在挂甲屯吴家花园，此处离中央党校很近，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就到。彭、杨二人早就是挚友，1942年杨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彭是北方局代理书记并兼过党校校长。那时彭建议将北方局调查室也归入党校领导，杨欣然同意；杨建议调查研究工作要与群众教育相结合，可否把群众喜爱的作家赵树理也调到调研室来，让他深入农村搞调查，用文艺形式教育群众？彭连连称是。两个人一文一武，脾气格外相投。赵树理于1943年秋天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杨献珍看后立即交彭德怀，二人都拍手叫好。可是此作怎么也不能出版，杨、彭二人便奔走呼吁，彭还特意题字以示支持，《小二黑结婚》才得以问世。小二黑，使彭、杨的关系更添一层亲近。当然，使他俩的两颗心贴得更近的是庐山会议，“一文一武，一个山下，一个山上”，仅仅是这句评语也足以帮助他俩的感情拴在一起了。杨常常到吴家花园去看望彭，并指派他的学术秘书王哲民为彭当学习辅导员。王哲民当时很年轻，30岁出头，对彭、杨都十分敬重。“文革”中这位年轻的秘书大祸临头，被指控为“两个反党分子的牵线人”，开除党籍携一家老小发配到河南农村。

　　1961年11月7日，戴罪“参观学习”从外地归京的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59班党员讲课时，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他说，他出去参观了7个月，在西安时他借阅了几本志书。在《蓝田县志》中他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名叫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两卷。据说此著已经遗失了。一位名叫晁公武的人大约读过此书，他介绍说，书的大意是“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出，盖至于命矣。”杨献珍认为“合有无谓之元”这句话很有意思，讲的是有和无的对立面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光辉的辩证法思想。

　　他说他还读到明代思想家方以智于1652年著的《东西均》一书。方在该书的《三征篇》中写道：“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这便是“合二而一”的出处。方以智和吕大临所讲的这些都是“对立统一”的思想。

　　杨献珍又讲到“一分为二”的出处：“关于‘一分为二’，宋朝哲学家朱熹在他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譬如他在《朱子类语》中写道：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又譬如他在《周易本义》上也提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还有明朝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过‘一分为二’。”

　　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中国的太极略，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他进一步对学员们阐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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