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0)

九〇

　　5年之后，1936年6月，狱中党支部突然收到由秘密渠道传进来的信件。信称：目前形势已发生极大变化，为开拓新局面，保存革命骨干力量，中共北方局经中央批准，指示狱中的共产党员按监狱规定尽快办理手续出狱，为党工作。

　　薄一波立即召开支部干事会研究此信。大家都不相信，认为这是敌人的圈套。“要我们办理他们的手续？那不就是刊登脱离共产党的启事？砍咱们脑袋也不干！”正是为了坚决不办“手续”，许多同志刑期已满也未能出狱，还有的同志牺牲了宝贵生命。

　　不久，第二封信又来到狱中。信中明确写道：“你们知道是谁让给你们写这两封信的吗？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刘少奇）同志。”同时再次强调：“北方局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杨献珍、赵博、张友清3人代表狱中党支部讨论这封信，一致决定：不予执行！同时表示：为了共产党人的气节，愿把牢底坐穿！

　　北方局的第三封指示信又传进狱中。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全国人民已将领导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各方面各地方都要求派人去指导工作。但党的力量薄弱，和当前政治形势极不适应。关在反省院的同志应早日出狱，去担负紧迫的实际工作。几年来你们在狱中进行的各种斗争是有成绩的，但现在不应该再局限在监狱那个小范围内，而应当赶快出来投身于抗日救亡广阔天地之中。你们的狱中斗争充分证明你们的坚定忠诚，中央信任你们。当前党在尚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只有履行敌人的手续，才能出狱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不然将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党中央向你们保证，一切由组织负责……

　　薄一波、杨献珍等人仍不能作出决定，他们继续与狱外联系。待他们确认三封信都是北方局的指示后，只好执行决定。

　　“文化大革命”中，报纸上常出现这样的说法：“1936年，刘少奇前往天津窃据中央北方局书记职务，他一去就排挤坚持正确路线的柯庆施同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刘对柯的意见极为尊重，让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履行手续出狱就是柯的建议。刘采纳后报告中央，担任相当于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征得中央同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这一决定当时使薄一波、杨献珍等人走上了抗日前线；而这一决定又在31年之后使薄、杨等人成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36年9月24日，杨献珍出狱，暂住北平宣武门外“郧阳会馆”。一个月之后，他随薄一波、周仲英同志一道前往山西。当时阎锡山为了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做出了“联共抗日”的姿态。中共北方局不失时机，成立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五人负责，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薄一波是山西人，回晋后工作开展异常顺利，接办了“牺盟会”，将其逐渐改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太原，杨献珍高兴地见到了刘亚雄。她早已出狱，但是丈夫陈原道却再度落入魔掌，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她将刚满5个月的孩子交给父母抚养（从此终生再未成家，直到1938年去世），前来山西参加牺盟会，成为军政训练班女兵连指导员。这时，杨献珍才从亚雄口中得知刘少白当初撤离“国民饭店”的原因，禁不住几声叹息。

　　1937年3月，离别家乡11年的杨献珍忽然喜从天降：三位来自家乡的亲人一下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位是弟弟杨邦林，应哥哥的动员来晋参加牺盟会敢死队；一位是妻子詹王贞；还有一位是儿子杨国福（后改名为杨欣）。杨献珍离家时国福才刚刚出生，现在已是11岁的大孩子，跟着母亲和叔叔千里寻亲，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此刻望着父亲陌生的面容，半天喊不出“爸爸”两个字。父亲伸出双臂将儿子搂在怀里，心里不知是喜还是悲……

　　4个月之后，“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杨献珍将妻儿交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延安，只身留在山西，任第二战区随营三分校主任，第二年该校更名为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他担任校长之职。1940年他被调任北方局秘书长，并在北方局党校兼课，讲授《联共党史》，从此和党的理论教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期间写了不少文章。1942年2月，他出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1945年赴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1946年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

　　1947年任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列学校，第一任院长为刘少奇，副院长为陈伯达；杨献珍任教育长，兼授世界近代史。1949年进京，仍在中央马列学院，1950年任教育长，1953年任副院长，1954年任常委第一书记。1955年4月任校长。8月1日，中央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是杨献珍人生的黄金时期。他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著作接二连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他以“中国党校工作团”团长身份赴苏联参观访问，受到苏联哲学界异乎寻常的欢迎。虽然他已年过半百，但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领导着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必须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他们从不说违心话，更不说假话。他的耿直与执着闻名于中央党校，连炊事员、锅炉工提起他来也无人不竖起拇指。

　　但是，平静的生活里潜伏着风波，这也许是一种自然规律。

　　1958年，在所谓“三面红旗”的引领下，中国进入了一个“神话”时代，人的能力似乎已臻万能；移山倒海，呼风唤雨，宛如探囊取物那样容易。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是奋斗几个世纪、几百年的事，而是苦战几个月、几年，就可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人提出，摆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要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停顿地反右。

　　康生对此欢喜若狂，使尽浑身的解数，投入到这场“左”的“革命”之中。他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手持尚方宝剑，到全国各地游说，煽风点火，制造出许多的“奇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消灭家庭”，花样百出的穷折腾、穷过渡、穷骄傲，成了最时兴的东西。“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多了就是祸害”的穷共产主义，成了压倒一切的舆论中心。什么“一夜写六十个剧本”，“一亩红薯产一百二十万斤”，“一亩水稻田产二十万斤”，“牛兔交配，兔子要像牛一样大”，“鸡要像一样人”这些荒诞的口号此起彼伏，仿佛人类已经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真的是“佛法无边”了。

　　然而，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是公道的，是讲究等价交换的。人类的给予和被给予是相等的；如果永无止境地掠夺，大自然给予的惩罚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在疯狂的“大跃进”中，人们开始受到了惩罚了：饥饿、浮肿、疾病死亡，不少人再次过起了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一场人为的灾难降临在无辜人们的头上，吹得天花乱坠的“神话”时代，终于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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