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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支部的通报,给难友们一巨大鼓舞,顿时感到比饱餐了一顿宴席还有精神。

  4天以后,人们已经不感到饥饿了。只觉空腹收缩难耐,胸部像有东西压得发慌,全身虚弱不堪,翻身都很困难。刘锡五、王玉堂发生了昏迷。

  第5天,监狱当局把饿得走不动的薄一波刘子久等背到病号房去谈。

  狱方用死亡来威胁,薄一波坚决回答:“我们绝食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唬我们。全体下镣办不到,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对方碰了钉子走了。

  绝食进行到第6天,局面极为严峻,周仲英、张友清已经饿得昏迷不醒了。魏文伯、李力果、董天知病情急剧加重。

  更多的人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几乎没有人能起床走动了。死亡威胁着每个人。狱中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政治犯每坚持一分钟都要付出巨大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都在和死亡搏斗。

  然而,绝食到第6天,敌人惊恐万状。急忙派三处处长高胜岳来到狱中谈判。每个监房派一名代表参加。谈判结果,高胜岳答应了几条: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可以打开监房门流通空气,可以看外面公开发行的书报,可以增加火炉御寒。唯独下镣这件事,他再三说:“这是狱中最忌讳的事,不能答应。”但绝食代表们坚持不给政治犯下镣,便不复食。

  高胜岳最后被迫同意,病号和身体不好的可以下镣,一般政治犯可减为3斤重的小镣。

  至此,狱中党支部认为,绝食斗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斗争应适可而止。如果再继续下去,便会死人,损害革命力量。

  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现在可以复食了。这场历时7天的绝食斗争胜利结束了。

  复食后,政治犯们咀嚼着那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思考着如何进一步进行对敌斗争的计划。反省院的头头们却恼怒异常。这次闹得那么凶,那么齐心,有纲有领,有进有退,准是有谁在里面指挥?啊!反省院的头头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响,恶狠狠地说:查,我一定要查出谁是首领,一定要他们付出10倍的代价!

  敌人实在拿这批共产党人没办法。

  §经中央批准,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后出狱

  这批共产党人继续同敌人进行各种政治斗争。

  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还有柯庆施、林枫、李大章等。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作出了迎接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于是,由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狱中党支部,要求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他们分批履行手续出了反省院。当时按党中央指示出狱的是52人,另9人出狱情况各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一伙把他们放在一起混为一谈是有意把水搅浑,以便于进行政治陷害。

  这批共产党员出了反省院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有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

  以后,这批共产党员又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经受住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30年中,也就是从1936年到1966年,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共产党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

  §康生给红卫兵写条子

  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的这批共产党员蒙受了极大的污辱。为了陷害这批同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康生、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一再说:“南开大学有个抓叛徒战斗队,发现了一个61人的‘叛徒集团’。”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他们装模作样地把“发现”的奖杯,发给了红卫兵小将,想以此遮掩他们策划的那见不得天日的罪恶阴谋。然而,不管怎样也掩盖不了江青、康生一伙精心炮制和策划这桩大冤案的罪恶。

  1966年8月初,捣鬼有术的康生,背着党中央,诡密地指示“彭真专案组”,要他们对薄一波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在1936年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

  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

  8月18日,百万红卫兵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那天,戴着“中央文革”顾问头衔的康生,也跻身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主席左边不远的地方。他看到站在自己上首,一心想要“露峥嵘”、“作女皇”的江青,一会儿得意忘形,眉飞色舞;一会儿对仍然沉静地站在毛泽东右边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断地翻白眼,露出嫉恨的神色。嘴里像念咒儿似地嘟嚷着:犯了路线错误,不靠边站,还等什么?

  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见此情景,蓦地想起不久前,他布置“彭真专案组”调查刘少奇让薄一波等人登报出狱的事。那时,他是背着人悄悄布置的。他为此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正好有一个观礼的红卫兵站在他的后面,一问方知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康生随即向那个红卫兵说道:“你们红卫兵要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呀!”

  那个红卫兵受宠若惊,立即趋前说:“是的,红卫兵将永远紧跟。康老,下步该如何搞法呀?”

  “深入!深入!”康生托阴险的目光投向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要深入下去!”

  “怎么深入呀?”

  “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

  “如何查呢?”

  “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

  “人家让我们查吗?”

  “我给你们写个条子,谁敢不让!”康生说着,当场写道:“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康生8月18日。”

  根据康生指示,南开大学红卫兵迅速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并把康生写的条子印发给各个战斗队的成员,作为横冲直闯出入各单位的特别通行证,任意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的特种证件。从此,党和国家的许多机密以至绝密的人事档案,便被人们任意查阅传抄,写在大字报上,印成传单、红卫兵小报,到处张贴散发。大量地泄密失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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