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72)

七二

　　第二天，毛泽东又讲话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民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于是矛盾公开化了。

　　会后几位老同志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在会上插话，对毛主席不够尊重。

　　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专门作了检讨，但毛泽东也不满意。他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按毛泽东后来与斯诺谈话的说法，“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问题”。加上毛泽东不适当地总结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于是，他决心要在政治上把刘少奇“搞掉”。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既不是个人恩怨，也不是权力之争。刘少奇一向很尊重毛泽东，在主持工作时，所有的大事都请示毛泽东，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少奇当时要向苏联“修正主义”投降，主张派人参加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而事实是：苏共准备于1966年3月召开二十三大，发来邀请电。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经开会研究认为应派人参加，不派正式代表，派两个观察员也行。刘少奇说，此事需请示毛主席。因毛泽东不同意，就没有派代表团。

　　而造成分歧的关键是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凌驾于中央之上，又很自信，认为自己的一套是完全正确的。他从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出发，把刘少奇的一些正确意见误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误认为是修正主义复辟。

　　1965年11月发表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暗含着对刘少奇的批判，虽然当时很多人都没看出来，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

　　后来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批《前线》，批北京市委，矛头所指日益明显，但当时还并不明确。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借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观点。

　　刘少奇对《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等，并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在一些问题上与毛泽东不够一致的地方作了自我批评。

　　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这便是当时刘少奇对发动“文革”很不理解的真实心态。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北京大学燃烧

　　1966年5月24日，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作者是以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7人。而此时，《五一六通知》刚传达不久，除了聂元梓这样的中层党组织负责人外，普通党员及广大群众还不知其内容。这张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和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群众运动，并且矛头直指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在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之前，周恩来曾针对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留学生的特殊情况，提出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慎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注意内外有别。而聂元梓敢置总理的指示于不顾，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一手操纵的结果。

　　康生早就摸透了毛泽东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五一六通知》一发出，为迎合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奇想，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继而朝上攻。他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到北大密谋活动。从批判北大党委开始，进而搞垮北京市委，直向“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开火。

　　曹轶欧到北大后，表面上是了解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暗地却避开北大党委，开始“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阴谋活动。她先找到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要陈整理陆平等人的材料。但陈对无中生有的栽赃陷害断然拒绝。曹碰壁后，便选中了权欲熏心的聂元梓。

　　聂元梓在“四清”运动中的过左做法，曾受到陆平的批评，而市委书记彭真也支持陆平。于是聂元梓怀恨在心，现得到“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支持，便联合哲学系一些人，炮制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出现后，北大师生纷纷批评聂元梓，而且周恩来总理和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也批评了聂元梓，使聂等人惶惶不安。

　　老奸巨滑的康生怕露出马脚，立即让曹轶欧拿走大字报底稿，并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把它密报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6月1日，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大字报底稿后写上：“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对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当天下午，康生、陈伯达紧急下令，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这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北大师生十分意外，全国也为之震动，连中央高层领导也不知所以。陈毅吃惊地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先给个通知？”周恩来答说：“我也是在临近放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播出后，康生心中的石头落下了，他在北大30楼和32楼之间的空场上，得意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说“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不是真共产党，而是伪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之后，陆平等人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各地报刊也登载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于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燃烧了起来。

　　§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想法相左

　　学校的动乱开始升级。反对校党委或党支部，批判专家、学者、权威的所谓“革命行动”在高等学校十分普遍。几天后许多学校的领导及教学基本瘫痪。

　　毛泽东当时未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就即陷入应付混乱局面的繁忙之中。6月3日，他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新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运动情况的汇报。刘少奇指出，应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使运动步入轨道。同时拟定了对运动的《八条指示》，力图控制混乱局面。

　　为尽快控制动荡局势，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还考虑沿用过去运动中常用的派工作组的办法，决定参照对北京大学的做法，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要中央有关部门及军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由北京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

　　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北京的做法，相继向当地一些学校派出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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