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69)

六九

　　1969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三辆军用小轿车急速驶入北京丰台火车站，在一列即将发出的列车边停了下来，四男四女八个军人，将一位虚弱的老人押上一节普通车厢。

　　这就是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她被押送到贵州的一个空军农场。在那里，年逾五旬，身体虚弱的老人被当成一个重犯看管，强迫改名换姓，不准给孩子写信，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加派一个班的兵力看守。

　　她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吃饭、走路、劳动、睡觉，甚至上厕所都有两个以上的人监视。他们竟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经常在半夜叫醒薛明，要她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子里转来转去……

　　§贺龙说：我是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

　　一个寒冷的冬日。

　　已是晚上九点，西山某地，两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互相挽扶着，在几个军人的催促下走出房门，艰难地爬上停在门外的一辆军用吉普车。

　　刚才，已入睡的贺龙夫妇，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惊醒。

　　“什么事啊，这么晚了？”薛明一边起身开门，一边问到。

　　“要修屋里的暖气管道，给你们换栋房子。”一个人生硬地回答。

　　“我已经睡了，这么冷，明天再换吧。”门开了，元帅向已走进房里的战士商量。

　　“少啰嗦，让你换就得换！”一个战士不由分说，一把掀开贺龙的被子。

　　……

　　这一晚，薛明始终没有睡，望着贺龙清瘦的面颊，默默地流着泪。

　　在元帅的一生中，曾遇到过许多危难，蒋介石当年出十万大洋买他的人头都没有买到，但是，这一次恐怕是在所难免了。

　　在搬家前几个月的一个傍晚，北京某部负责联系监护的一个警卫参谋，带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走进了贺龙的房间。

　　“贺老总，这是师部给你们派来的保健医生。”参谋将年轻人推到前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你们很关心，让我们检查一下你们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

　　“检查药物是否变质”自然是好事，一向心底坦荡、善良的贺龙夫妇将存放的所有药品毫无保留的全拿了出来。

　　然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飞快地驶出京西宾馆的大门。

　　“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刚受到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召见。按照黄总参谋长的授意，几天后，“贺专”负责人亲自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收缴贺龙的自备药品，并要求专派一名政治可靠的医生或护士。

　　贺龙从1950年发现有轻微糖尿病以来，经药物、饮食治疗，病情一直较稳定。因近两年政治、人身上的迫害，病情逐渐加重。专案组的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圈阅并报康生批准后，经六道“政审”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名“政治可靠”的护士×××来当“医生”。

　　在其报到的当天，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芦某某便郑重其事地强调：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和控制贺龙的药品。

　　就这样，元帅夫妇从家中带来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的药品37种计3000多片被全部收缴，甚至检验尿糖的试剂也被拿走。此后，根据某参谋关于“维持现有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元帅的指示，这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不仅不给元帅以必要的照顾与治疗，还中断和减少过去元帅服用的降压灵及D860等必备药品的用量，使贺龙同志失去了基本的药物保证。在元帅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没查过。

　　元帅的衣服早已破旧不堪，补了又补，他和薛明合用的一块毛巾已破了一个大洞，只剩了四个边。

　　“过去长征穿的衣服就是这样，现在又穿上旧衣服，很好嘛！”这一切，元帅都毫不在意，他常对薛明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背时我都不怕。”

　　§贺龙在小笔记本上写满“冤枉”二字

　　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作了全面肯定。此外，在所通过的新党章中，林彪被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

　　元帅从报纸上得知，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是整老干部有功啊！”元帅气愤地敲打着这些人的名字：“说不定我的专案正被他们把持着，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贺龙元帅已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几天来，他在一个小小的日记本上，写满了“冤枉”二字。

　　1969年5月上旬，元帅连续摔倒七次，到后来，连他心爱的烟斗也不愿拿起来了……

　　在林彪一伙百般折磨和残酷迫害下，贺龙的病情日益恶化。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可怕的糖尿病酸中毒出现了。薛明十分着急，马上向监护人员报告，要求医生前来救治。然而，等了很久，没有回音，只由那个医生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也没止住呕吐。一直到晚上八点，才来了两个医生。薛明向他们讲了贺龙的病情请求马上抢救。医生没做详细检查，就给贺龙输了葡萄糖及生理盐水，他们把瓶子吊上就匆匆地离开了。因为专案人员就在外屋直接掌握这次“救治”，他们是“请示去了”。

　　在输液的时候，贺龙神智仍是清楚的。而医生却大声说：“病人昏迷。”在他们出去时，贺龙对薛明小声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贺龙说得不错，当他们吊盐水时，薛明对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他们进行检查，并谨慎用药。在薛明的再三请求下，他们才取了病人的小便去了。半夜，检查回来，几个人对着化验单嘀咕着，“对，是这样！”薛明以为，根据检查，应该输葡萄糖。但后来她才知道，当时他们检查的并非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出是不是病人自己服毒！而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却输了一夜，整整2000CC。据有关资料记载，6月8日晚10时，元帅的呼吸为28次B分；11时45分为30次B分；12时为40次B分；凌晨3时为45次B分；显然酸中毒愈来愈重。

　　6月9日天亮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要他住院，并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不理会他们，却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望着医生们那木然的脸，他们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不允许，我就在房里等你。”

　　屋里顿时乱起来。他们拿来一副担架，就把贺龙往担架上抬。薛明在茫然中只听到一个人厉声地说：“快，把手表摘了！”原来贺龙因瘦了很多，手表已脱落了。薛明赶紧跑过去，把手表往上推了推，随手握住了那只瘦骨嶙嶙的手。担架被抬出房门，送上救护车。薛明紧跟着后想挤上去，可车已开走了。直到看不见车影，薛明才回到房里，呆坐着，双眼发直，一直坐到下午，一动也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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