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29)

二九

　　7月30日，毛泽东再次指出要坚持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令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干工作的9条原则，同时批判了“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错误，强调“分清是非，分清轻重”，“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

　　10月19日，毛泽东在康生送来的一份材料《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这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份材料说：绥德反特大会开了10天，有2600多人参加。在大会上坦白的有260人，被揭发的有190人。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布后，审干运动逐步走上正轨。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中共中央又针对“抢救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最后的结果是真正属于“叛徒”、“特务”或暂时无法作出结论的只占1．2％。解放战争爆发后，对于那些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作出结论的，毛泽东指示：“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这样被“抢救者”全部得到了甄别解放。

　　1945年春，毛泽东在延安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的一次大会上，面对在座的干部，心情沉重地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由我来承担”，并郑重向所有受委曲的同志深深地鞠了一躬。“七大”召开前，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毛泽东再次向参加会议的中央机关及边区干部承认审干中的错误，要求各单位对被“抢救”错了的同志，要在原场合下纠正。毛泽东以他那博大的领袖胸怀为“审干运动”划上了句号。鉴于康生的错误，被撤消了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的职务。

　　§大批冤假错案

　　审干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连续不断的“坦白会”、“劝说会”、“控诉会”、“批判会”不但影响各机关、各部门的正常工作；而且使人时刻小心自己会不会被人“坦白”成特务，整日生活在不安之中，根本无心工作。

　　审干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边区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大批从国统区和沦陷区出来到延安参加抗日的青年人、知识分子被打成“叛徒”、“特务”，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一腔热血，满心希望能在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一展自己的抗日抱负，却没料到等待他们的会是“特务”的“帽子”，他们不解。有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情绪，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极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审干”对那些参加革命较早，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忍受着随时都会牺牲生命的危险，为党工作。但一场打击“红旗党”的运动却使他们无辜遭劫。四川省委工委书记邹凤平，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对党忠诚，由于在与敌人斗争中脊椎骨折断，伤好后从此直不起腰来，他还有胃病和肺病，1940年中央将他从四川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审干开始了，四川党被打成“红旗党”，他这个原四川省工委书记也“在劫难逃”，被当成“特务”进行批斗，精神受到极大打击。

　　加上妻子也揭发他是“特务”并离开了他，使他愤而自杀。

　　审干运动由于中共中央的及时制止，没有出现乱杀人的惨状，但逼供信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抢救运动”中不少人因受不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投井、上吊。仅延安一地，在运动中自杀的就有近60人之多。

　　§康生应为审干运动扩大化负责

　　作为中共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审干运动。审谁，逮捕谁都是由康生说了算。

　　康生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审干开始，他就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把年仅19岁的张克勤打成“特务”，把有着较长斗争历史的甘肃党打成“红旗党”，进而把四川、河南、陕西等20几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甚至怀疑所有这些党的地下党员都是“特务”，而进行严刑逼供。

　　在“抢救运动”中，康生煞费苦心，想了一个“坦白运动”，鼓励动员人们“坦白”，“坦白”的人可以骑大马戴红花。

　　在运动中，康生只重“口供”。为了得到口供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进而凭口供抓人。

　　康生违背“坦白从宽”等中央关于审干运动指示，对那些态度好，交待问题又清楚的“犯人”不停地审问。问出“犯人”本人是“特务”，还要问出同伙是谁；参加了哪个特务组织？领头是谁？下层组织有哪些？康生对手下说：“我们搞肃反应这样，先抓住一个典型，把它放出去。让它咬……

　　咬了这个，再咬那个，无休止地咬。咬了一大串，谁也跑不了。他咬了这个人，这个人又咬了那个人。这样一来，一变二，二变四，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的成果不就扩大了吗”？

　　在康生唆使下，办案人员大量采用逼供信手段套取口供，因而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康生对这些被严刑拷打逼出的口供不作任何调查，就作为逮捕人的证据。因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特务”。康生明知这些数据虚假，却邀功请赏，大作报告，耸人听闻地把延安说成一个特务成堆，坏人成群的地方。他在所谓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更是把“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推向顶峰，使当时的延安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王实味案”

　　在延安审干中，康生还罗织罪名，把王实味打成“五人反党集团”的头子，制造了另一起大冤案。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1925年考上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班。1926年，经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王实味告别怀孕的妻子刘莹奔赴延安。

　　1938年5月，当时的中宣部长张闻天指名调王实味到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4年时间王实味共译出近200万字的理论书稿。

　　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为马列研究院，9月，又改为中央研究院。此时，王实味已调到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每月津贴四块半，比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拿半块。

　　王实味的那篇“著名”杂文《野百合花》，使他登上了短暂一生的巅峰，也从此决定了他的政治生命。该文分两期刊登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

　　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在最初三期接连发表了3篇文章。壁报轰动了整个延安，毛泽东亲去观看。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对王实味进行了不点名但却严厉的批评。

　　接着，胡乔木与王实味谈话、写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是这种错误的立场。”

　　毛主席的本意并不想将王实味“一棍子打死”，而是诚恳地“希望他改正的”。

　　然而后来康生的介入，使王实味的问题复杂化。

　　康生对“王实味问题”表现出极大关注，多次派人到中央研究院搜集王实味的言论及材料，并指责研究院的干部对王实味有“温情主义”，同时还向院党委领导同志个别交底：“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有组织活动，是蓝衣社特务。”

　　康生一锤定音，使王实味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斗争逐步升级。

　　老谋深算的康生，深知单靠捕风捉影给王实味扣上“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不足以置王实味于死地，于是又罗织罪名，在“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

　　经过康生一番精心策划，终于将王实味、潘芳、成全、王里、宗铮打成了“反党五人集团”。

　　之后，康生又亲自上阵，组织批斗大会，并发表了近3万字的讲话。1942年10月31日，在康生一手把持下，王实味的问题正式定性，其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

　　1943年4月1日晚，康生下令中央社会部将王实味逮捕。同时逮捕的还有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内奸”、“特务”的200多名干部。

　　王实味度过了4年监禁生活，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由于是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谈何容易。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王实味从中央社会部转押晋绥根据地。随后，王实味在山西省兴县蔡家窑，被晋绥公安总局处决。

　　事隔不久，毛主席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一定要再赔一个王实味，但“人头落地，是不会再长出来的”。

　　国家公安部经过大量调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于1991年2月7日，正式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

　　《决定》说：“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对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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